台湾行，香港不行？

林沛理／香港不仅在政治层面落后於台湾，文化和艺术的创作也日益不济，被台湾昂首赶超。

马英九当选中华民国第十二任总统，大选过程出乎意料地顺利。在全球媒体的注视下，台湾以民主且和平的方式转移政权。一时间，台湾成为亚洲以至世界的民主灯塔。正当世界为台湾稳如磐石的民主体制喝采之际，香港人眼见民主遥遥无期，纷纷堕入自怜自伤和自我怀疑之中。本地的社论作者、专栏作家和时事评论员在为香港人伸冤和抱不平之馀，都不禁要问：台湾可以，为什麽香港不可以？

如果抱着这种心态观察在刚结束的第三十二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中放映的港台电影，不难发现「台湾可以，香港不可以」的情况早已由政治的层面延伸至文化和艺术创作的领域。我在《香港，你还剩下多少》一书中曾经提出，香港人生而自由，自由是香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这种视自由为理所当然的生存条件的心理状态（sense of entitlement to freedom）构成香港最重要的文化输出----香港电影----的「香港性」（Hong Kongness）。然而这种香港性在今日的香港电影已经所馀无几，反而一度气若游丝的台湾电影，不仅已经昂首阔步地从侯孝贤与杨德昌的巨大身影中走了出来，似乎更找到了一种「新获得的自由」（newfound freedom），骤然变得瘦而有力，没有赘肉，没有碍事的脂肪，更没有令人难以负荷的道德包袱。

同样以同性爱为题材，香港的《无野之城》虽由资深导演刘国昌掌舵，但风格明显仍在探索试误之中，电影语言尚欠圆熟，激情场面的处理常见失控；台湾的《花吃了那女孩》虽是导演陈宏一的处女作，但以初试之笔而言，却是语言纯净、意象丰富，有时更运笔如刀、又狠又准，一举而中主题的要害。

更令香港人汗颜的，是两片对同性爱南辕北辙的态度。《无野之城》敢於以棒球员正面全裸的镜头挑战香港电影检查的尺度，但骨子里却是保守、怯懦、压抑，甚至自惭形秽的。刘国昌没有掩饰他对男性胴体的迷恋，但他同时将同性爱塑造成一种迷惑和迷途。当男人恋上男人，那种难以启齿的爱不但会消耗当事人的男子气概，更会威胁当事人所属的男性组织的和谐稳定和凝聚力。电影里面那个醒觉到自己是同性恋者的棒球员痛苦，因为他处於一个「不断诱惑他，却永远不会给他满足」的环境之中。他必须受到排挤和惩罚，因为他浑身散发着的阴柔与同性恋气质，使他在一个重视阳刚的组织之中注定要成为他者和异类。刘国昌对这个角色也许真的有几分同情，但最后还是不得不把主流的社会和道德价值拿出来为他量度、评分和估值。

在影片《花吃了那女孩》里面，同性爱完全没有被「问题化」（problematize）。在片中女人与女人拥抱、接吻、爱抚和做爱，彷佛是世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影片的主题是爱情这场游戏，它的本质和结局不会因为参加者的性别而有所不同。两个人相爱，不管是男是女，总会有关於支配、占有、出卖和欺骗的指控和角力，又总会有关於责任与热情、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花吃了那女孩》体现了一种一无羁绊、视保守价值如无物的自由想像和爱情想像。这也是影片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刘国昌的另一套电影《围城》以香港多灾多难的新市镇天水围做背景，他一向善於经营写实，想不到《围城》对现实的态度竟是如此暧昧和把持不定，迎之不甘又拒之不忍。结果影片流落在枯燥的新闻报道与煽情的八卦周刊式揭秘之间的难堪处境。反观同样写年轻人崎岖成长路的《九降风之台湾篇》，既没有将青春描绘成一团漆黑的绝望，也没有将它美化为万里无云的晴空。在这套片子里，成长以及常常与它结伴同行的爱情和友情，总是甘中有苦，甜里带酸，耐人寻味。

较之《围城》，《九降风之台湾篇》没有陷入一般青春片的平庸，是因为兼具抒情韵味和思考精神。大凡优秀的青春片总有导演和编剧的「我」在：这个我不但有感性，还要有知性；不但好奇，还要深思。青春片里要是没有这个「我」，很容易就会沦为新闻报道或者奇案追踪，《围城》就是一个好例子。

二十年前，刘国昌的《童党》以逼真的手法写不良少年的惨淡生命，要言不繁，简笔如刻而形象尽出。今日他的新作却被笔轻句短而意味深长的台湾电影映照得暗淡无光。这或多或少反映了香港电影的不济已经快到警戒线，再解不了困就会成为江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