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治党是习近平执政的重要主题。不久前，习近平再度强调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并要求把它落实到每个党组织。对于不合格的基层组织，要进行整顿。而在最近的深改组会议上，则要求“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
鉴于中国一党执政的现实，全面从严治党，意味着全面从严吏治，意味着要与整个官僚集团“对抗”。因此，政党纪律与中纪委的反腐，就是重要的手段了。
习近平之所以如此重视政党建设，不仅因为其关系着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更在于其关乎执政党的地位与命运。过去三十几年，由于对经济发展的单方面的强调、意识形态建设的弱化，导致了党政官员出现了严重的腐化，执政水平下降。
而由今年两会期间的气氛可以感受到，高压的政党纪律，比如禁止妄议中央政策方针，雷厉风行的反腐运动使得官员整体上“噤若寒蝉”，不再像过去一样热衷于表达意见，对媒体记者唯恐避之而不及。从这一角度上说，或许其方法是有效的。
但若从治理与发展来说，却是不足的。因为这样只能约束官员的行为、减少其以权谋私的可能，却不能促使他们在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中扮演积极角色。过去几年时间里，中国经济的快速下行，官员的不作为被视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如果考虑到经济下行之下引发的集体焦虑感，放大了许多社会事件的恐慌情绪，如何改造官僚，让其既能发挥其专业能力，又能规避其自利的天性，就是件颇为紧迫的事了。
就今年而言，连续出现的山东过期疫苗问题、上海假奶粉事件、常州“中学污染事件”等安全事件，让整个社会的恐慌情绪此起彼伏。但中国的官员，无论是在疫苗事件或是假奶粉事件中，除了极力向公众解释过期疫苗风险低、假奶粉符合国家标准，市政府“高度重视”，试图以此安慰民众外，也就没有其它作为。
这显然不符合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需要。财富安全与食品生命安全引发了民众的双重恐慌与焦虑。安全感俨然成了这个社会的稀缺品。换句话说，当前中国人的需求，已经从过去单纯追求财富向安全感转移。但中国官僚群体却似乎对此无感，更是上演着“求降职”的闹剧。
按理说，官僚体系以其专业化科层化结构，成为国家制度的重要构件之一，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尤其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复杂化，官僚群体对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越发重要。但就现实来看，中国的官僚却没有满足这种需求。
个中原因，大概就在于中国的官僚体制，一向缺少包容精神、与民沟通的意识。中国有着悠久的官僚政治传统，因此官僚社会的等级、特权特征在中国表露无疑，官大一级压死人，只知向上负责而缺乏对下倾听的习惯等等。在涉及其政治前途的社会事件中，甚至只会以政治投机方式，层层加码，将上级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推向极致，结果造成政策本意与实施效果的扭曲，甚至南辕北辙的结果。这在言论控制、维稳等上面表现尤为明显。
所有的经济问题最终都是政治问题。
无论是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或是社会治理的需要，都要求中国的官僚群体，不能再像过去，或现在这样继续下去。中国的主政者亦明白，庞大的官僚集团的执行力是中国改革、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的关键。
如何让官僚体制高效运转，在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中扮演积极角色，主动积极去回应社会的关切，是中共执政成功的重要因素。但这显然不是单独依赖反腐与政党建设就足以完成了，更无法等待权力的巩固或人事安排就绪以后再进行落实。
不管中国高层执政者是否愿意承认，中共过去那套意识形态在今日的官僚集团中吸引力、号召力不足，是个不折不扣的事实。它既无法凝聚整个政党，也无法提供给其成员积极从政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更新陈旧的意识形态，加入诸如法治、正义等价值观念外，提供新的激励惩罚机制就显得重要了。
当前官员的懒政，正是源于激励惩罚评估机制的缺乏，无法正确引导官员的作为，更在很大程度上引发官员们的集体焦虑。他们的焦虑源自于权力的不确定性，源自于其仕途的不确定性。
此外，改造官僚体制的支柱，也是必要与必须的。中国官僚体制的存在，依赖于其对经济生产资料、权力等的垄断。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政府介入经济、社会等领域过深。比如在经济领域，通过国企控制、垄断了许多行业的上游资源，进而控制了国民经济命脉。这种介入越深，必然导致制度越多，管理越复杂，其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官僚化的程度就越高。
这也就使得官僚集团有更多的筹码。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筹码不仅是其蔑视公众的原因，也是其反抗上层高压政治的手段，尽管通常来说，这种反制都是被动的。从这一角度上讲，规范党政权力边界、划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就成为了改造官僚集团的关键点。总而言之，要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从更为根本，从其依赖的基础、从制度上、从激励机制上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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