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8月下旬的一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加拿大华裔教授林达光夫妇以及他们的小儿子林潮。周恩来与林达光谈话从晚上9点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凌晨4点。会见结束前，周恩来突然问林潮：“小林，你读过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吗？”林潮回答说：“还没有。”周恩来说：“你应该读读。”
《红楼梦》被搬上舞台的次数已经没人能数得清了
文革期间，《红楼梦》是禁书。对于国内的老百姓而言，读禁书的后果，轻则受批判，重则被上纲上线，打成敌我矛盾。周恩来要23岁的加拿大华裔青年林潮读《红楼梦》当然不是因为这本书在加拿大不是禁书，唐人街的书店里也一定有，而是另有原因。
周恩来与林达光（右）握手
其实，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曾劝贺子珍读《红楼梦》，可贺子珍认为里面尽是谈情说爱的，没啥意思。毛泽东对她说：“你这个评价不公正。《红楼梦》里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写了两派的斗争。”可贺子珍并没被说服。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鲁艺”发表讲话时，对鲁艺的学生说：“《红楼梦》是一部好书。现在许多人鄙视这部书，以为它写的是一些哥哥妹妹的事情，其实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鲁艺的学生不是贺子珍，纷纷找书看。一时间，《红楼梦》在延安一书难求。
建国之后，毛泽东经常在公开场合提到《红楼梦》，有时引述其中的经典语句，有时大谈《红楼梦》的现实意义。
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引用王熙凤对刘姥姥说过的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来形容大国的事情很多并不好办。1958年，在成都的一次会议上，他又以《红楼梦》里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来说明聚与散的辩证法。
1961年，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毛泽东说：“《红楼梦》是尊重女性的，贾宝玉是同情被压迫的丫环的。对《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1962年，在与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上的谈话时，他又说：“有些小说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而《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
1964年，在与几个研究哲学的人谈话时，毛泽东点出了看《红楼梦》的真实意图。他说：“《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其他都是奴隶。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
文革时期，毛泽东要求许世友看《红楼梦》，许世友不敢不从。他让人请南大的老师编出一删节本，只剩下5万字，勉强能看完。后来，毛泽东问许世友看过《红楼梦》没有，许才敢说看过。毛泽东当着他的面，对另外七大军区司令员说：“《红楼梦》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是《红楼梦》，你们要搞点文，文武结合嘛！文官务武，武官务文，文武官员都要读点文学。”毛泽东也曾要求王海容等身边的工作人员看五遍《红楼梦》，并对她说：“你要不读《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
对于《红楼梦》这本书的态度，毛泽东其实是一贯的，那就是他从没把它看成是言情小说。周恩来长期与毛泽东共事。对毛泽东的意图领会得最快，也最深刻。
周恩来要林潮读一读《红楼梦》，萧陶以为，至少应该有这两层含义。第一，诚如毛主席所说只有读懂了《红楼梦》才能明白什么是封建社会，才能懂得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这是毛主席的观点，当然也就是周恩来的观点。当时，中国提出要解放全人类，自然也包括加拿大。第二，他想借此机会告诉参加会见的中方人员，《红楼梦》被禁应该只是暂时的，以后一定会解禁，毕竟这是毛主席推荐要读一读的书。
江青第二任秘书杨银禄在其所撰写的《我给江青当秘书》一书中也透露说，1972年批林整风期间，江青要他找一份材料。他趁江青外出开会时，翻开江青白布红花挎包，里面就有一本线装的《红楼梦》，江青所要的那份材料正夹在书中。这说明江青也在读《红楼梦》。
林潮后来读没读《红楼梦》，读懂了没有，萧陶不得而知。即使读了，靠一本书也解放不了全人类。文革结束后，《红楼梦》不再是禁书。随着阶级斗争的消失，《红楼梦》也不必再承担所赋予的政治使命，小说成为阶级斗争工具的时代更是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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