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4月22日，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援公开发文，称外交家的最高艺术是“将我们的朋友争取的越多越好，将我们的敌人孤立得越少越好。”而对于如何处理与周边邻国的关系，罗援建议“不必夸大周边安全环境的危险，一切尚在我们掌控中。但掌控是有条件的，要有实力、技巧和预防机制。”
不得不说，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确实是习近平上任以来重点的外交作业。从越共十二大到缅甸总统大选，从俄罗斯介入中东乱局到朝鲜氢弹试验，无论是政党轮换，还是周边国家的一举一动，中国都必须要关心应对。如何处理同周边大小国的关系？时下的周边环境相较于胡温时代究竟是好是坏？习近平时代的周边外交战略有何突出特点？考虑到中国在重塑世界格局方面的战略布局和勃勃野心，能否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中国未来在世界舞台扮演的角色。
虽然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历任领导人便对周边外交极为重视，毕竟亚洲民族独立国家中最早承认新中国的都是周边邻国，第一个承认的是缅甸，第一个和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是印度，但十八大后随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新形势下发生的深刻变化，习近平为核心的第五代对于周边外交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也呈现出不同于胡温时代的新特点。比如不再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直接关联，避免了简单粗暴的“一刀切”，有不容撼动和碰触的底线和红线，也有专心经营的大国关系。
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切割
虽然相对胡温时代，习近平对于周边外交的重视度显然要更胜一筹。而其中最大的不同，在于降低了对社会主义外交的关注。2005年10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在上台第三年即对朝鲜和越南进行了友好访问；次年11月，胡锦涛再访越南，且访问级别升级到国事访问，并在随后对老挝进行国事访问。不仅如此，时任总理温家宝在第一任期内也借出席国际多边会议的机会，对越南、老挝进行过正式访问。
如果说胡温时代无论是朝鲜、越南还是老挝，都是中国的座上宾，那么到了习近平时代，意识形态外交的传统已然迅速削弱。十八大至今，习近平还未曾对这几个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进行单独访问，老挝、朝鲜更是至今未涉足。2014年7月的拉美之行，古巴被放在了最后一站；2015年11月的越南、新加坡访问，初衷也是东盟会议。
透过现象看本质，淡化意识形态的现象背后，是中国开始更现实地评估国家利益并以此作为行动的依据。换言之，在坚持道义的同时，也要让己方的利益最大化。此举符合现代国家的发展需求，也是积极开拓重塑世界秩序的关键一步。对老挝之疏离，对越南之“高看”，对朝鲜之维持现状，都是精打细算最大公约数之后的必然产物。
不再充当“老好人”
不再韬光养晦，还鲜明地体现在中国终于不再充当“老好人”，而是直接将好恶摆在台面上。比如对于日本和菲律宾，因为牵扯不容妥协的领土争端，所以底线和红线防守得尤其严苛。十八大至今，习近平不仅未对日本、菲律宾进行任何形式的访问，而且还在钓鱼岛问题和黄岩岛对峙事件中，给了两国一个足够有力的下马威。对于前者，追加且更加突出了“维权”而非墨守成规地“维稳”；对于后者，则含蓄地将菲律宾能否有好的表现和诚意作为恢复高层交往的前提条件。
而在胡温时代，面对周而复始的紧张敌对情绪，显然更具有妥协性。期间既有2007年4月温家宝应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邀请进行的“融冰之旅”，还有次年胡锦涛对日本的国事访问，会见明仁天皇，并同时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就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达成共识。至于中菲关系之恶化，同两国在南海海域的纷争具有直接关系，可即便如此，胡锦涛还是在第一任期内对菲律宾进行了国事访问。
为何习近平敢于怒形于色？除了国际格局剧变之外，也有习近平个人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脱不开干系。十八大报告中的三个自信、十八届三中全会中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看似是生硬且略显虚无的文本，其实倾注了习近平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多个层面的心血，将其比作宏观指导也毫不夸张。而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中国若想真正从国际秩序的跟随者转变为制定者，就必须从以往的韬光养晦走向出动出击、积极有为。而体现这一决心和勇气的，日本和菲律宾无疑是最好的出手对象。
重点经营大国
重点经营的周边大国关系，俄罗斯与印度自然不可或缺。对于这两个地区性大国，习近平则以更进一步的良好互动作为主轴。上届政府执政时期，胡锦涛与温家宝均把任期伊始的首访与十年任期结束之际的最后外事访问机会留给了俄罗斯，可见俄罗斯在中国外交中的超然地位。而到了习近平时代，这种超然关系不仅延续了以往的国家层面的良好互动，而且还注入了习近平与普京这两位政治强人私人层面的意气相投。2015年5月，在西方国家集体抵制莫斯科红场阅兵的背景下，习近平欣然应邀前往；作为回馈，同年9月，北京“9•3”大阅兵也迎来了普京。而与印度总理莫迪频密的来往互动，也大抵遵循着这一脉络与路径。习近平在莫迪家乡为其庆生，莫迪访华时习近平陪着逛大雁塔看演出，两国关系之热络可见一斑。
之所以与俄罗斯、印度这样的周边大国保持良好互动，在于这既符合中国利益，也助于世界和平发展主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巍就此评论道，中国的独特性决定了它会采取一些新思路来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目前既不会依据提供安全保护、安全结盟、区域霸权等现实主义路径来处理与周边中小国家的关系，也不会依据“民主和平”、建立超国家一体化机制等自由主义的路径，同时中国周边国家文化、认同的多样性也决定了中国难以采用建构主义的路径。
周边外交始终处于中国外交首位，中共第五代已经不止一次在世界场合如是表述。但是考虑到习近平的勃勃野心与理想主义，很难仅仅满足于处理好周边国家的关系，而更多的是一种策略上的欲擒故纵，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操作便是先易后难，或者合纵连横。也就是优先发展中国家兄弟，然后是邻居，其次是守城力量的裙边，最后才是对阵的中心。美国著名地缘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早有预言，“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是主要和积极的地缘战略旗手，而英国、日本和印度尼西亚虽然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国家，却不具备当棋手的资格。”眼下，就看在五国中最有希望的棋手中国，如何以一带一路作为支点，在撬动美国霸权下国际秩序的同时，以大国该有的担当和自信还以当今世界另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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