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习近平热爱足球运动。足球比赛的技战术打法，粗略可以分为进攻型和防守型。在国家治理的意识形态层面，习近平显然采用了“防守型”打法。
北京时间4月22日-23日，中国宗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七位政治局常委中有六位参加。上一次有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与几乎全部常委参加的宗教工作会议，还是15年前的2001年，如此高规格的会议足见当前中共对宗教问题的重视。习近平在会议上强调，中国要坚持由中共领导宗教，自主自办，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渗透中国，防范宗教极端思想侵害，并特别指出共产党员“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
中共头号党媒《人民日报》对此进行了集中报道，23日发布新华社通稿，24日再发报道称，宗教问题始终是中共治国“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关系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另外，《人民日报》24日还配发评论员文章，称宗教的存在“具有长期性、国际性、复杂性”，中共党员干部要支持“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并要“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
中共政治局七常委出席全国宗教工作会议 (图源：新华社)
尽管一些西方媒体试图把这些信号与人权、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等联系在一起，但还是有分析人士嗅出了其中的意识形态气味。有评论指出，这是一次典型的“区域防守”，习近平提到“高度重视互联网宗教问题，在互联网上大力宣传党的宗教理论和方针政策，传播正面声音”的细节，以及俞正声在会议总结讲话中说的“最大限度抑制宗教的消极作用”，正是基于“保卫意识形态正统”不受“外来”冲击的考虑。
事实上，宗教问题远非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第一次做出“防守动作”。2015年年底，习近平提出“党媒姓党”，被看作是官方话语渠道的整肃；2016年4月19日的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座谈会，虽有“欢迎善意的批评”、“只要遵守中国的法律，外国的互联网企业也欢迎”等表述，但西方媒体指出“最终解释权”依然在中共手里，而且紧接着就发生了苹果iBooks Store和iTunes Movies两项互联网服务被“中国监管部门”关闭的事情，所以网信座谈会被看作是民间话语渠道的管控；现在又加上“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渗透中国”，习近平的意识形态防御链条已经基本构架完成，甚至“链条”已经细化到在北京的地铁站等公共场所出现了“防间谍”宣传漫画。
然而严密的“防守”也说明中共正面临不同意识形态的强力挑战。宗教工作会议的新闻出来后，左派意见领袖司马南发微博称，“理所当然的东西今天要重新强调一遍，说明有些党员干部在宗教问题及与此相关问题上简直就是猪脑子”。此前他曾多次公开发声，批评中共“党内指导思想混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杨光斌也曾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国“第五个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短板就是意识形态权力。
更为关键的是，足球场上防守型打法意味着“防守反击”，而中共虽在意识形态领域四处“围堵”，却始终不见用自身的原创理论“攻占阵地”。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意识形态几乎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并于文革期间走向极致，这也导致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一直处在“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然而，在有意回避以及错误理解意识形态（一说意识形态就是“极左”）的状态下，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与“转型学”（即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最终都将美国化）趁虚而入，成了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事实上的主流。对此，中共也做了很多再塑意识形态的努力，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但效果并不明显，一个个理论基本沦为概念，而“没能内化为信念”。
自身的“进攻”问题没解决，又曝出了“找外援”的新闻。有香港媒体24日报道，中国政府准备运用外包的形式，借助西方公关公司讲好中国故事，目前已经有五家国际公关公司向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陈述了宣传中国的新方案，但合同尚未敲定。国家形象建设属于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长期以来确实存在“内容上内外两层皮”、“不接地气”、“传播水平不高”等问题，一些港媒也因此认为“开放的思维首先值得肯定”。
这样的想法不能算错，但看看中国的职业足球联赛就知道，用大把金元请来的外援确实能把联赛打造成亚洲第一，可国家队的水平依然是亚洲三流。真正要做到习近平所说的“中国社会科学要有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关键还是要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创新的机制。杨光斌认为以“政治领袖主导下的团队创新”为模式的“延安体制”就是很好的参照。
新加坡籍学者郑永年的主张同样是很好的借鉴。在他看来，政党意识形态是一种精英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则是大众意识形态；中共目前意识形态处于弱势的困局在于“没有把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区分开来，并且简单的想把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加于整个社会之上”。历史地看，政党意识形态越靠近国家意识形态，生命力就越强。因此郑永年提出，中共要解决自身的意识形态建设问题，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将两种意识形态区分开来，“两条腿走路”；第二步是中共逐步接受国家意识形态为自己的意识形态，以此来统合二者；第三步是在前两步的基础上造就中共意识形态的超前性。
当然，这些理论都只是一家之言，难保不会在操作层面遇到问题，但对于中共来说，目前最紧迫的无疑是要迈出“主动出击”的那一步，制造有说服力的意识形态理论“占领”民众的头脑，而不是把精力都用于“打造防线”。在球场上，没有一支队伍能用只防守、不进攻的方式赢得比赛，意识形态领域同样如此。何况在信息时代，单纯的“防守”是防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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