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下午在北京大学朗润园正式发布的《“新型政商关系”研究报告——给企业家的七点建议》（下称“《报告》”）称，以贿赂换取资源的旧政商关系成本太高、大势已去，企业需要更能规避风险、更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新型政商关系。
《报告》由国家权威智库、一线财经、时政和法制新闻从业者合作完成，课题组从2012年以来80多项政商关系案例一手资料和深度访谈中，寻找经验与对策，为企业构建新形势下的政商关系提供建议。
从2012年至今，超过100名省部级以上干部相继落马。公开数据显示，仅2014年和2015年两年，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党员干部便超过12万人。而随着官场的剧烈震荡，商场也波澜骤起。一名落马官员背后往往有数名至百名不等的商人被调查、抓捕。
过去反腐调查中，涉案企业家配合反腐部门调查，提供破案线索等，一般可以得到反腐部门从轻处理，多数行贿行为并未被科刑惩罚，但自2012年开始的新一轮反腐中，卷入腐败政商关系的企业家许多难以幸免。
“一些检察人员在接受课题组采访时表示，只要情节严重，商人就很难’脱身''。”上述《报告》称。
2013年，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被控行贿近2000万元并被判入狱。2015年12月4日，徐明因病在狱中去世。2014年，四川汉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刘汉、刘维等5人被逮捕，2015年2月9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刘氏兄弟被执行死刑。
中国的政商关系正发生根本改变。《报告》罗列了三项原因：反腐成为新常态、简政放权是改革的必然趋势、新型企业家群体正在成长起来。
2013年1月23日，中纪委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在京举办。王岐山在会上强调，要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从制度层面来看，2014年10月中国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将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5年8月公布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增加了一批立法项目，其中就包括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制定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修改行政监察法。这意味着，当预防与惩治腐败以制度为保障，那么反腐会成为一种新常态。
在反腐成为新常态之后，简政放权成为改革的必然趋势。《报告》称，过去通过权钱交易，政府官员释放部分资源给市场。在现实中，随着管制给官员带来越来越多的灰色收入，官员会得到负向激励，更有动力去实行更多的管制，因此消除腐败的根本办法是减少管制。而减少管制，正是改革的大趋势。
2013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当选后的第一次全国两会记者会上，面对中外记者就宣布来其施政的核心工作之一——国务院行政审批事项要削减三分之一。2015年，国务院下发文件，要求把这项改革推向纵深。并且，国务院还宣布，非行政许可审批全部取消。
《报告》称，目前国内许多企业已经发展了三十年。这些企业的许多创业者已逐渐退居幕后，由职业经理人或企业家第二代接班。这些新的管理者往往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中不乏具备海外留学背景者，他们更认同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方式。
1982年出生的宗馥莉是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的女儿，他的成长履历在第二代企业家中是典型。在初中毕业之后便前往美国接受教育，完成了高中到大学的教育。此后回国，协助其父亲管理哇哈哈集团事务。
据媒体报道称，宗馥莉“由于长期受到西方成熟市场经济运行和社会文化理念的影响，与重视人情的父亲大不相同。她更尊崇严格的规章制度，与中国人习惯含蓄表达的方式不同，她更喜欢直来直往。”
一般地，职业经理人逐利的动力没有创业者那么强，所以对不健康的政商关系依赖程度没有那么高。
《报告》称公开透明的政商关系将成为一种趋势，它将长期发展、完善，这是一个漫长的走向商业文明的过程。而政商关系未来依旧是企业经营中非常关键的因素。作为企业，需要既要意识到政商关系的新变化，积极主动地顺应这种变化，而同时也要意识到这个变化不会一步到位，企业未来经营之路上可能还会出现不当政商关系的陷阱，要做好措施，防范高风险的不当政商关系出现。
《报告》为企业构建新形势下的政商关系提供了七点建议：
1，企业家要自设底线：企业家要有“底线意识”，即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超出了社会容忍度。企业家的底线高于社会底线，有利于企业的长久生存和发展。对怎样理解底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评说：“底线略有提高不吃亏，越过底线，危险就变大，底线高有高的难受，但有长远回报。”
2，复利最优：企业家要勇于放弃眼前需要通过权力寻租获得的短期利益，转为追求长远利益，通过复利积累的方式，赢得企业和个人的最大收益。对此，周其仁称为“不怕慢，就怕站”，“时间的力量非常巨大，对于有机会进入长期复利通道的企业家，要珍惜这个位置，“绑上”一位政府官员，可以得到好处，但是有可能转瞬间灰飞烟灭，身败名裂，不过是当了财富保管员，过过手而已。”
3，专注发展核心竞争力：做人要成为能扛活儿的人，做企业要成为业绩好的企业，这样的人或者企业可以获得更大的自由，回避不健康的政商关系，坏事不易找上门，此谓“辟邪”。
4，以法人关系替代个人关系：政商关系未来发展方向是制度化与规范化，个人因素将会逐渐减弱，企业法人与政府之间的交往取而代之。
5，识别政府的政绩需求：企业与政府可以形成合力，推动社会发展，而这种合力也受政府官员的欢迎。周其仁认为，再糟糕的环境，也给良好的行为留有空间，可以作出选择。
6，利用行业协会力量：发展行业组织，形成行业影响力，与政府和公众公开沟通。
7，走出去：摆脱旧有的不健康的政商环境，到更规范的地方求发展。何为“走出去”？周其仁认为，农业社会吃亏出的就是故土难离，而人在屋檐下，就不能不低头。工商文明下，走出去、换个屋檐就可以抬起头来。“中国这么大，政商关系发展一定是不平衡的，有些地方政商关系一定更好，你可以到这些相对的净土去，这是大国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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