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最高政治抱负是效仿德治规范尧舜禹，开创天下为公、大道之行的安民、利民调和幸福大同社会。正是孔子持有这种思想，造成了儒家不仅是入世之学，且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其最高的成就乃是经世致用，实现治国平天下。
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国号晋（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儒家士大夫虽然谨记孔夫子的“士志于道”，坚信儒家的信仰(道)尊于王权(势)，但在政治实践之中，“道”却不得不借助于“势”，看君主的脸色，借“势”的跑道践行“道”的理想。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与王权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儒者借助统治者的权力来实现他们的道德理想，政治上的褒贬赏罚乃至生杀予夺成了保证伦理规范得以遵循的外在力量。统治者又依靠儒家伦理学说感染教化的功能来维护社会的秩序、稳定和运转。当儒学已经变成追名逐利的道路，汉代儒生大多失去了传统上“处士横议”的现实批判精神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追求，名教愈发虚伪化。这种情况随着东汉末叶及魏晋之际的政治危机而愈加恶化，终于演化成全社会的道德危机。
从东汉末年的两次党锢之祸开始，文人群体就走上了背离儒学之路。说是背离，其实还是对没有明君的失望。李膺等名士以清议之道与宦官集团对抗，其最终目的也是以政通人和为目标。然而，直到东汉因上层腐化、士族离心而覆灭，也没用出现明君，三分天下的乱世中没有真正的强者可以将离心的士族团结起来，反而更加危险。
事实上，清议之道在乱世中毫无用处。如果想要在三国混战中取得胜利，真正的人才就显得格外重要。
曹操做出过尝试，他杀孔融与杨修有意抑士族，并发布有名的魏武三诏令：天下未定。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齐恒其何以霸？今天下得无盗嫂受金，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惟才是举，吾得用之。（建安十五年）；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弃矣。（十九年）；韩信、陈平，成就王业。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不敢东乡，在楚，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高才异质，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二十二年令）。
此三令可谓求贤如渴，只要“惟才是举”虽“不仁不孝”亦所勿遗。
经过曹操的一番努力，汉末的清议被一扫而空，昂扬向上、积极用世、建功立业的精神风貌重新出现。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他们试图改变现实，建功立业，实现政治理想，这就形成了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诗风。
即便如此，曹操还是杀了实干家崔琰、囚了毛玠。曹丕最终靠与士族和解的方式夺取了帝位，迈出了天下归心的第一步。不过实在要说造化弄人，曹丕与曹睿过于短命，曹魏王朝还来不及用政清人和解决政权合法性危机，就被司马氏夺了权。而那些与曹氏和解的士族们，则被残酷的清洗掉了，阮籍其诗曰“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比喻当时政治形势犹如“天网”，足见出当时司马氏杀戮政策的广泛和严酷。
根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统计，魏晋时期共收录文人237人，其中属于非正常死亡的有83人，占整体人数的三分之一。这里固然有连年乱战导致的死亡，但83人中，魏晋西晋就死亡41人，房玄龄在《晋书》中所述“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并非虚言。
在残酷的屠戮前，是效忠于司马氏还是归隐山林？这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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