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敦白，美国共产党员，1945年来到中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长期在广播事业局任职，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李敦白曾两度因间谍嫌疑含冤入狱，尤其是第二次——1968年被拘禁在秦城监狱后，直至1977年才获释放，狱中生活长达十年。李敦白移居美国后，花三年时间写出了自己的回忆录《红幕后的洋人: 李敦白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下面摘登的是回忆录中记述第二次狱中经历的片断。
1966年10月1日，李敦白在天安门城楼上请毛泽东为“红宝书”签名（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那年秋天，毛泽东逝世。我又一次听到哀乐响起，工作人员把喇叭架在门外的走廊上。接下来好几个礼拜，我们听到收音机里不断报道一代伟人毛主席逝世，毛主席的生平和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吊唁，然后是毛泽东的葬礼报道，更多的宣布和哀乐。我的反应却令自己都无法理解。在我心中，毛泽东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智慧超人、天赋卓绝，是完美的哲学家和战略家，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也是世界革命的先驱。与周恩来相比，他的逝世对中国和世界有更深远的影响。但当我听到毛的死讯时，却流不出一滴眼泪，一滴也没有。
“监狱里的人会怎么想呢？”我自问。我的心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我会没有眼泪、没有沉痛的哀伤，也没有个人伤怀的悲怆？而事实上，我也不需要担心什么。因为身边的看守、安全人员或其他犯人都没有表露太多的情绪。
随着毛泽东的逝世，报纸上开始出现一种奇怪而隐晦的涌动。就算我被孤立在狱中，仍然可以感觉出，有大事即将发生。这从毛泽东葬礼前后的发言中便可初见端倪。我从来没有在党报上读过当权的两派如此对立的言论。江青一再重申她宣称的毛泽东遗言：坚持现行政策，即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而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却只字不提毛的遗言。
五六天后，报纸上所有关于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消息戛然消失，可谓十年罕见。不但照片没有了，连他们的报道和行动分析也没有了，任何跟他们有关的重要字眼一律销声匿迹。
此举的效果十分惊人。自从我入狱后，几乎从来没有听到过监狱外的田野里传来任何声音。农民都在默默地喂猪种粮食。但是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听到锣鼓喧天的音乐透过邻近公社的大喇叭传过来，农民们载歌载舞，敲锣打鼓，铙钹齐响，四出游行。笑声和中国民乐器高亢的声音响彻八方。连着几天的下午和晚上，爆竹噼噼啪啪，响遍了沉寂多年的大地。
在监狱里，欢乐的气氛虽然节制得多，但仍存在。我有好几年没见到有人笑了，但有天早上，一个年轻的医生来我的牢房里替我抽血体检，她笑得合不拢嘴。我问她怎么回事。
“是好事呀。”她说。
“什么事呢？”
“你马上就知道了。”她说。
又过了几个星期，有一天我听见有个女人在叫，声音似乎是从院子那边，正对我的牢房里传来。这个声音很熟悉，又高又尖，半哭地叫道：“噢，毛主席！噢，毛主席！我会永远对你忠心不二！”
那哭声就像是中国葬礼上的职业送葬者。“为了你，我不在乎我得受什么苦。噢，真正的革命者在世界上要受怎样的苦呀！同志们，别怀疑，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这个声音我有九年没听到了，但是我很肯定就是她，千真万确。
是江青。
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妻子，江青虽然尽力保持更文雅的谈吐，但她讲话时忽高忽低的鼻音和上海口音，却仍然存在。现在，她又把她做政治演说时惯用的那一套戏剧化音调使出来。
“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怕别人咒骂的，”她悲泣道，“我们是在诅咒和打击下出生、成长、兴旺的。”她是在引用毛泽东在延安时的讲话。
管她的看守不为所动。隔着院子，我听见另一个女子的声音：“老实点！”显然这是女看守。对于那种骂人的方式，我经过这几年已经熟得不能再熟。她是那种强悍的乡下妇人，没有太多感情，纯粹公事公办。她不准备听江青的废话。“闭嘴！”她吼，“你造的孽还不够吗？你看看我们待你多好。你骗了太多人了，别以为你用那一套就可以躲过。照我的话做，要不然我就给你好看。”
有时我会听到一种声音，好像是江青在撞门，然后是推挤的声音。我猜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也被关在这里。我曾经听到王洪文在放风时试着联系其他人。“小弟！小弟！”他叫，“大哥在想你。”
我不觉笑了笑。文化大革命初期在上海，我就已经认识了王洪文。他喜欢吹嘘自己是棉纺织厂工人，但其实是工厂保卫处的。他曾经得意洋洋地告诉我说，他如何装病混进医院里，晃过那些计划开批斗会批判他的对手。在狱中，我从报纸上读到这个投机分子的故事，看他爬到国家领导核心的最高层，唏嘘感慨。而今他也倒了。
院子那边的犯人带来的影响令人惊讶。短短几天内，牢房的情况改善了。他们在我们的牢房里装上喇叭，让我们听音乐和新闻。牛奶和苹果现在每天都有。看守们开始跟我交谈几句。突然之间，监狱里开始有种惺惺相惜的氛围，彼此交换当年在那个女人手下或多或少的受罪感。
一次看守来我的牢房带我出去放风时，那个女人又开始高声尖叫。我看看看守，说：“又发作了。”我把头对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点了点。
“她得跟这里的人一样守规矩。”他说着，嘴角笑了笑。
从他们的名字在报纸上消失的一刻起，我就明白江青和她的同伙已经失势，现在她跟我关在同一座监狱里，我更确定这种改变是真实的。我知道我的命运也将有所改变。我早就怀疑，江青和安全部门头子康生是我被捕的幕后主使。我知道我很快就会获释，只是还要多久？一个星期、一个月，还是一年。官僚作风本身也是造成耽搁的原因。我又开始变得紧张恐慌。释放的脚步越近，等待的日子就越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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