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革”爆发五十周年纪念日益临近，对于这样一场持续时间达十年之久，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进行纪念无疑有着特殊的社会意义。迄今为止，对于文革五十周年，尚未有来自官方尤其是最高领导层的任何发声。而来自民间的一些自发纪念活动却在舆论场引起了不少的争议。
近日中国陕西出现肯定文革的民间纪念活动（图源：网络）
继5月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在希望的田野上”的大型红歌会之后，陕西的一些“左派”人士5月8日在西安举行纪念文革“5·16”通知发表50周年座谈会。这两场活动都引起极大的关注和争议。在人民大会堂红歌会之后，属于“自由派”的红二代、原中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之女马晓力直接上书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斥责这项活动是“文革文化再现”。由于文革的鲜明的分立看法，大会堂红歌会与马晓力的抨击无疑可以称得上是文革五十周年的第一波“左右”争执。
此次马晓力抨击大会堂红歌会事件显示出的是，不少中国民众对于文革的认知还存着严重的分裂，正如清华大学孙立平所说，“对文革评价，有着明显的分歧与对立。但要防止由此导致社会分裂。除了很少的一些人可能借机想恢复过去那一套外，貌似对立的观点也许隐含着一些可以相容的诉求。反思者担心的是文革那一套再次祸害中国社会，肯定文革者有许多想表达的是对权贵和社会不公的不满。”实际上，公众对于文革的态度，不管是出于于何种心理，面对社会的分歧与对立，都显示官方需要再次对文革定鼎乾坤。
像文革这样的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的五十年祭，官方不可能一直默不作声，必然有所表态。不可否认，如何再次对文革发声，是一件棘手的事。之前，陆媒《环球时报》的社论已经预见到了文革50周年可能引起的舆论麻烦。文章把对文革的态度分为“重新评价”和“全面反思”两大派：一部分人主张“重新评价文革”，认为“文革”有反官僚、反腐败的正面价值，并且举证“文革”期间氢弹爆炸、卫星上天等成果，宣称“文革”的这些积极面被长期隐没了；另一派人士则主张重新全面反思“文革”，认为国家一直在故意隐瞒“文革”的真相，并且宣称“文革”有可能卷土重来。
环时的文章应该对官方带来某种启示，如果十分作难，那么官方大可不必谈文革“应该怎么评价”，但是，对于文革“不应该怎么评价”，却是不能回避的。面对舆论场中主张肯定文革正面价值的声浪渐起，以及像大会堂歌唱会和陕西纪念会等各种文革纪念的错误打开方式，这些绝不应是官方和民间对待文革的态度，这无疑是与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彻底否定文革的态度相悖的。同时，官方对文革错误纪念方式的沉默不语某种程度上也是变相的纵容，容易向民众释放错误的信号，扰乱官方和民间视听。
毫无疑问，就文革来说，反思是应该的，尽管反思到什么程度和标准由官方来定；与此同时，再次重申否定文革，则是必须的。对于习近平的文革纪念方式来说，1981年决议仍不失为一个最佳选择。一直以来，不少人仍将文革纪念归结于左右之争——实际上这也是官方的顾虑所在，然而，尽管文革是中国极左政治登峰造极的一种表现，但是将今天纪念评价文革回归左右之争，是无意义的，也是不现实的。而重申1981年决议，既符合官方一贯的对文革的态度，也可避免对文革的左右之争，消弭社会杂音，应当是习近平纪念文革五十周年的的最佳选择。
环球时报在其社论中说“小平同志当年提出‘不争论’，是非常英明的”，意指今天对文革也应“不争论”，但不能忽视的是，邓小平当年强调对于改革开放左右路线不争论，实际上是已从根本上定了调子，就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不再搞计划和市场论争，争取时间干事。而现在要想对文革不争论，就很有必要再次作出方向性的定调，这个定调无疑仍以1981年决议为佳，即对文革必须彻底否定。而且邓小平在提出不争论的时候，也提到了“警惕右，防止左”，同理，对于文革纪念来说，“右”的方式要警惕，但“左”的方式更要制止。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称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显然已被不少人忘记，人民大会堂的红歌会和陕西的5.16通知纪念会就是例证，如何避免出现更多的像马晓力那样的对文革的左右争执，不再任由和扩大社会分裂，需要中国最高领导人作出表态，而再次重申1981年决议无疑是一个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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