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在西方，婚姻是两个人之间的事；而在中国，婚姻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事。事实确实如此。西方人父母与子女之间有明确的边界，父母一般不会干涉子女的私生活；而中国人父母与子女之间没有明确的边界，父母干预子女的私生活是常有的事。
中国父母喜欢干预子女的生活（多维记者：王欢/摄）
“‘逼婚’”这个词语的出现，其实是年轻人个体自主性增强的表现。父母只是唠叨，并没有真正把你绑起来，送到谁家里去。年轻人占强势一方，父母其实很弱势，只能敲边鼓、摆个摊，做劝说、服务性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家庭与性别研究室主任吴小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事实上，当代中国人的婚姻观一直以来可以大致归纳为两种模式：一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情感主义模式，另一种是“门当户对”、搭帮过日子的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婚姻标准和目标并非一致，而且由于侧重点不同甚至是相互冲突或截然分离的。
在吴小英看来，对个体性、情感和自主空间的强调，以及平等意识的增强，是中国转型社会家庭观念变迁的两个主要特点。在这个充满风险和压力却又崇尚个体和多元化生存方式的时代，结婚与否不再是人生应有之义，而是代表了个体对于自身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成为一个需要追问、思考、权衡和选择的个体化过程。
但是，中国的家庭关系又与西方现代化国家有很大不同。在西方，由夫妻及其未成年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通常以夫妻为主轴，有明确边界，与双方父母保持距离，内部私密性得到很大保障。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由两位男性组成的父子轴才是核心，亲子关系尤为重要，婚姻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人的“私事”。
“在中国，核心家庭的边界现在慢慢清晰了，老一代的地位明显下降；但是，中国始终没有形成特别好的夫妻轴趋势，亲子这根一点没减弱。”吴小英说。
上海男生李小强觉得，自己完全被父母当成私人财产。他36岁，身形略胖，毕业于清华大学，在北京从事教育创业，因父母持续逼婚而烦恼不已。父母常说的一句话是：“你再怎么大，还是我的孩子。”
“他们不知道人和人是有界限的，人是有隐私的。”李小强说。读书时，妈妈会趁他不在家时翻书包，找到通讯录，然后轮番打电话给老师、同学了解儿子在学校的情况。如今，电话对象换成了同事、朋友和老板。
第一次婚姻还没结束时，妈妈还会给前妻的父母打电话，侧面了解他的动态。电话几乎每天一个，其中一个问题是：“你们家晚饭吃了什么？”
现在，他已拥有了自己的公司，工作繁忙。妈妈通常是这样联系他的：先给他发个邮件，他刚看到准备回。立刻，短信来了。他回复一半时，电话又响了，是妈妈，“你收到短信了吗？妈妈给你发邮件了。”
确认没什么急事后，他说自己在忙，晚上再聊。到了晚上，妈妈会抱怨：“你不爱妈妈”。
他几乎肯定，如果结婚后和妈妈生活在一起，她是会趴在门上偷听的。
湖北女孩杨依依，在父母是否能够理解“婚姻是个人私事”这件事上，完全不抱指望。个体、隐私、界限这些名词，她的妈妈基本不懂。有一次，她们在商场试衣服。在试衣间里，她脱得精光时，妈妈却不打招呼随便撩起帘子进来了。
让杨依依愠怒的是，试衣间的门正对着收银台，一位女性服务员完全看见了自己。她责怪妈妈至少告诉一声，妈妈却不以为意：“反正都是女的，怕什么！”
(苏禾 编辑)
多维人文
李小强将自己与父母的关系形容为“allopatric speciation”，即在生物学上，同一个物种的两个亚群体，在地理上孤立而产生的分歧偏离太远，以致出现隔离，将会形成两个新的物种。他想说的是，当和父母生活在不同城市后，因地缘与精神上的隔绝，两代人在精神上的基因已经不再流动，已经不是同一个“物种”了。
“（父母）那一代人更加可悲的是，他们越是认为自己做的好，子女也就是我们这代人接受的教育越优秀、越崇尚个人价值的实现，也就越不认可他们那老一代人的价值观，思想隔阂也就越大。这很像地主家的少爷被望子成龙的地主老爸送去西洋留学，少爷接受的教育越优秀越先进，也就越有可能与他当地主的父亲成为仇敌。”知乎网站上的一个问题“为什么长辈喜欢逼婚？”中，网友“苏耷水”的回答被点赞最多。
然而，父母们尽管意识到代沟，却仍然不能避免将子女的婚姻当成自己的责任。中国本来就是普婚文化，“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仍然是当今中国普遍的婚恋共识。
大部分50、60父母的观念中，隐含着一个预设：子女只有结婚并组建家庭才能获得幸福。婚姻是否成功，成为父母是否尽职、子女是否孝顺的重要标尺。因此，子女应当为父母考虑，父母则必须为子女操心。
一旦孩子大龄未婚，父母很容易生出对孩子的愧疚感、亏欠感。“有一种亏欠是觉得自己经济条件差、社会地位低，让子女在市场上处于劣势。还有父母是觉得自己管得太严，曾经禁止孩子早恋、禁止上大学时谈恋爱。第三种可能来源于孩子曾经有一个恋爱对象，但父母不满意而棒打鸳鸯，孩子很久不能走出这段情感。”孙沛东副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国人的情感深处，有了太多这样的不分你我的连体之爱。术语称为‘群聚性自我’，”卢悦说，“在‘群聚性自我’的文化中，‘我’是不存在的。比如一个孩子的头上长着一块胎记，这个时候，亲友们可以肆意谈论这个胎记，而不用顾忌到这个孩子的自尊心，对他们来说，我们是一体，这是一种亲密，只有家里人才会这样真实和直接以及亲密到不顾你的尊严。”
在卢悦看来，过去几千年的中国，个体的力量从来都是微不足道的。像工蚁一样，在共生状态的中国人，是通过付出自我，获得价值的承认的。上一代的父母退休之后，价值感的丧失是个巨大问题。
“我还有用吗?我活着的价值在哪里？”他们的价值感，一定要有一个角色的附着，通过像工蚁一样源源不断地劳动才能获得。如果没有转向广场舞等其他兴趣，那么，只有获得另一种身份，如姥姥姥爷、爷爷奶奶，或许可以重拾尊严。
然而，中国正在从“群聚性自我”的时代走向“分离个体化”的时代，也就是说，自我正从“共生”状态走向“个体化”的状态。父母的生命轨迹，已经无助于孩子们面对当下的生活;父母的生存逻辑，已无法帮助他们应对这个世界。当父母还在要求继续共生，但新的一代已经开始拒绝，这时大量的冲突就会发生。
中央国家机关央务鹊桥服务中心主任、心理咨询师张旸，见到过三十八九岁还没有谈过恋爱的会员，大多还和父母住在一起。曾有一位阿姨在他面前表示后悔，说自己管得太多了，以致于孩子独立生活能力差，不会和外人打交道。张旸劝这位阿姨早点放手，先从让孩子搬出去住开始。
阿姨回答：“你要是早跟我说十年，我肯定放了。现在孩子三十好几了，只能管到底了。”张旸更无奈：“你现在不放，十年前肯定更不放。”
在央务鹊桥组织的一个大型联谊会上，一位男孩引起了张旸的注意。男孩长得帅、个儿也高，好几个女孩有意结识。不料，过一会儿，男孩背后出来三位老太太。一个给扇扇子，一个给擦汗，一个给喝水。
张炀上前了解情况，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姥姥，还有一个是阿姨。
“实际上两代人都需要断奶。”吴小英说。年轻人需要自力更生、自己做决定；父母也要寻找自己的生活，不能再被紧紧捆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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