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过后，当人们反观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时，有缺失痛感的盲目缅怀，有咬牙切齿的痛恨，也有诉之于理性的沉重反思。作为上世纪80年代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萧功秦认为文革的“钟摆效应”对于中国走向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的道路具有“祸兮福之所倚”的推动作用。在他看来，文革的复杂性前所未有，但也正是这种复杂性的总爆发，让中国至少提前半个世纪意识到左的道路走不通。他还认为，文革文化如同病毒一样已经渗透国人的血液，要警惕并防止它从假死状态复活过来。
今年对文化大革命来说，是极其特殊的年份。作为文革研究专家，您认为这场内乱是如何发生的？
萧功秦
中国彷效苏联实行计划经济，需要大量科层官僚来分配资源、进行管理，而金字塔型的官僚体制不可避免地产生“当官做老爷”的“官僚病”，毛泽东把这一切结构性的消极现象一概解释为“上层建筑不适应于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在他看来，公有制本身是好的，不会产生问题，如果有问题，那一定是来自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破坏。受这种意识形态思维逻辑的支配，于是他认为只有通过运用自己的革命权威，发动一场彻底的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即文化大革命，才能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问题。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由于观念错位，而引起行动选择错位的最鲜明例子。
当时毛泽东这样做，一是可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人类历史上理想主义的伟大革命，因为他深信自己掌握了真理。二是“反资本主义剥削”崇高话语，让毛取得了革命道德上的优势，并以此打倒了他眼中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挑战他的威信、地位与权威的刘少奇。三是由于自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让左的理想主义深入人心，在这样的极左的参照坐标下，他就摆脱了因大饥荒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历史责任，他内心也不再受内疚感的干扰了。
另一方面，民众长期以来对官僚确实也有被压抑多年的怨气与不满，毛反官僚政治的革命大动员，使底层民众顺理成章地以为，毛是以“大民主”的方法来保护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反对欺压自己的官僚老爷，于是积极参与。而毛则把民众在天安门广场上对自己的热烈欢呼，也错以为自己发起的共产主义纯洁化运动深得人民支持和拥护。这样，双方都误读了对方。这种误读集合起来的上下两股力量，奇妙地结合到一起，形成势如破竹的潮流，在如此强大的文化大革命话语优势面前，夹在中间的干部官员则只能处于束手被批的地位，根本没有任何招架之力。
从历史的角度，您是如何看待文革这场运动的？
萧功秦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建国后存在的许多消极政治因素凝聚在一起后的总爆发。红色革命文化中的“泛阶级斗争论”、视党内不同意见为路线斗争的观念，毛的反市场经济的绝对平均主义、毛所向往的“供给制乌托邦”、不断进行生产关系革命的“超阶段论”、“人定胜天”的反客观规律的“唯意志论”、巴黎公社式的民粹主义“大民主”，等等，所有这些要素，在文革以前，就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已经存在，并在文革前持续膨胀，在文革中汇总捆绑在一起，强加到中国人生活中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也成为这些消极因素与浪漫主义理念的大实验田。
文化大革命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复杂的一个时期。无数内心充满矛盾的人们，在这个大舞台上纷纷主动或被迫地扮演各自的角色。比如毛泽东，他是中国人心目中极具人格魅力的领袖和革命之父，他决心以一生中最有魄力的行动，来实现心目中平均主义的人间天堂，虽然他在大跃进中已经失败了一次，但他有着不服输的顽强性格。同时，他身上也有着幽暗面，对权力的高度执着构成一个复杂的内心世界。
文革中的“四人帮”，他们认同毛泽东极左的理想，但同时又野心勃勃。文革中被打倒的刘少奇、彭德怀，他们具有革命者的良知，有着并未被左的意识形态教条泯灭的理性，这使他们成为被打倒的对象与牺牲者。
又如许多革命元老与基层干部，他们崇拜毛泽东，总是想紧跟毛泽东，却对毛的激进浪漫革命始终迷惑不解，这使他们内心备受精神煎熬。再如长期接受革命意识形态教化、充满革命理想的红卫兵学生，他们在文革的激进口号中感受到人生意义的升华，被文明规则压抑的青春反叛本能，在高调的革命口号下得以尽情地释放与发泄。还有底层的普通工人，他们是官僚体制下的小人物，总是受到压抑。文化大革命让他们误以为从官僚体制压迫下“自己解放自己”的时代到来了，他们在这个舞台的聚光灯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存在感。他们中最勇猛的则是一些敢打敢杀痞子式的造反派。又如一些小知识分子。他们在文革武斗过程中成了逍遥派，也获得了从容自由思考的私人空间，而许多人的这种私下的自由思考，对于中国未来的思想解放起到了助推作用。我本人就属于这种人当中的一个。
学者萧功秦谈文革的“钟摆效应”
文革时期的各色人等，“四人帮”、务实派元老、基层干部、红卫兵学生，以及底层的普通工人和小知识分子等，无不身处复杂矛盾的中。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文化大革命时那样，中国社会上演了一场如此丰富复杂的人生大戏。未来几百年后的历史学家与社会大众仍会被它的波澜壮阔与沉重悲剧性所吸引。
从历史后果看，文革具有“钟摆效应”，它把极左思潮推到了极端，以荒诞的方式展示了极左思潮的反文明、反文化的逻辑，以及它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元老派中也产生了后来扭转中国命运的改革家，他们正是在这种全民反思中脱颖而出，邓小平就是代表。如果没有这种“钟摆效应”，我们的民族很可能还要在封闭中再过半个世纪，才能意识到那条极左道路是走不通的。换言之，文革的“钟摆效应”使中华民族提前半个世纪走上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道路。这也许应了中国的古话
“祸兮福之所倚”。
将文革放在近代史的背景下，它的地位又在哪里？
萧功秦
清王朝覆灭以后，从辛亥革命的议会政治、到袁世凯与北洋军政统治，中国始终没有摆脱一盘散沙状态，中国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其实已经处于“索马里化”的“失败国家”的危险之中。而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国家，又处于一种碎片化的状态，就需要一种强大的组织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把它重新统一整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富强文明的目标。从常理说，一个国家的体量越大，所需要的粘合力量也就越大。中国革命虽然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在争取这样的目标时，客观上提供了一种强大的组织力量和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使得一个碎片化的中国重新被凝聚起来，形成一个有利于实现中国富强目标的强势政府。中国在共产党造就的大一统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创造了体制基础。如果中共在建国后实行1944年“七大”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纲领，那将是历史最好的机会之窗。
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和组织力量当中也有一些极其消极的东西，支配着革命者，例如“超阶段论”，“泛阶级斗争论”，无视客观规律的“唯意志论”，民粹主义，把党内不同意见视为正邪路线斗争的政治哲学，“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风气，所有这些毛泽东观念中的消极因素与党的政治文化中的负面东西，在革命夺权时代并没有表现出严重的消极后果。在某种情况下，它们甚至对于形成党的战斗力、凝聚力以及党内的高度政治共识，还有某些正面作用。然而，这些负面性东西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但没有通过革命战略的转型而克服消解，相反，在五十年代冷战时代，在对敌斗争的高度戒备中，发挥“紧缩性的防御反应”功能，不断被激活与膨胀。在1957年反右斗争，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及1959年后的三年大饥荒中，它们甚至变本加厉地畸化与异化。这些文化病灶在文革之前早就在体制内部积聚起来，而到了文革时期，如同潜伏的病症总爆发，让中国蒙受了巨大的悲剧与灾难。
换言之，从大历史来看，近代化失败造成的国家碎片化，只能由强势革命来实现重新统一，而强势革命中有利于完成这一目标的因素中也存在一些消极因素。这些消极因素在建国以后并没有及时扬弃，而是始终处于显性状态并不断膨胀聚合，最后成为文革大灾难的推动因素。
强势革命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某些政治文化积极因素，往往又是建设时代的灾难性因素，历史就是这样吊诡。正因如此，当革命精英在进入新时代以后，如果对这些消极因素缺乏警惕，不能对这些消极因素予以及时清理、反思、批判与扬弃，那么它就会成为革命者的包袱，在一定时候也会转变成吞食自己孩子的可怕巨灵。针对敌人的绞架，也会轻而易举地变成针对自己战友的绞架，文化大革命最清楚地表明这一悲剧教训。这也许是文化大革命给予中国人与人类共同的历史启示。
对于文革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有人试图援引二战后形成的政治体制加以研究，认为毛泽东意欲构建的是“超极权主义”，您是80年代至今研究新权威主义思想的主要学者，您是如何看待这种基于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的？
萧功秦
极权主义理论的概念，指的是一个政党全面渗透于社会所有的组织与社会基层细胞，从而形成强有力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能力，致力于实现某种宏大理想目标的政治体制。但极权主义的概念，颇具有冷战与贬义色彩，中国学者一般用比较中性的“全能主义”代替它。中国的这种全能主义，和一般人所称的“斯大林极权主义”相比，确实有着很大的不同。苏联的极权主义强调精英治国，群众处于非动员的状态，也就是不需要群众自下而上地搞革命、搞造反。相比而言，文化大革命体制，一方面借助于领袖的超凡魅力，另一方面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形成巨大的民粹主义广场运动，来摧垮现存官僚秩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既具有“极权主义”，或称全能主义的控制力，同时具有超越极权主义的民粹动员力，有学者称它是“超极权主义”也是从这一角度立论的。
我认为，与其称之为“超极权主义”，不如称“民粹全能主义”更确切。其实，这种体制并不是突然在中国降临的，早在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它的一些民粹动员的基本特点已经显现出来。
把这种文革体制称之为“发展模式”是抬举了它，其实，它不但与现代化格格不入，而且整体上是背道而驰，南辕北辙的。毛泽东甚至把“八级工资制”都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把“供给制”才看作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视为人类苦难的根源，要用“唯意志论”的“人定胜天”来代替现代化要求的务实的世俗理性，用左的乌托邦理想信念，来代替现代化的法制，用错误预设人性的“破私立公”，来否定个人的利益自主性与自然权利。基于这样的判断进行的革命顶层设计，不可行性一目了然，它根本谈不上是一种发展模式。相反，邓小平通过拨乱反正，让文革式的民粹全能主义体制转变为推进市场经济的“后革命型威权体制”。这一体制也可以称之为“开明专制型”的新权威主义体制。正是这个中国模式，或官方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现代化进程中充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优势。中国才由此摆脱了近二百年贫弱的困境。
您觉得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之际，今天反思文革有什么特别的现实意义？当下我们应该如何反思文革？
萧功秦
前面我已经谈过，毛泽东对计划经济是很反感的，他也看到计划官僚主义的弊端，看到计划经济中的劳动者缺乏活力与热情，不过，他是从左的方面，用实施民粹主义乌托邦理想工程的方式，来试图铲除计划经济这种“安其分，守其制”的死板制度，并以堂吉柯德式中古式的孤独侠士的勇气，来挑战人性中的“自私”，由于他对人性估计的根本性错误，这场革命是注定要失败的。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民的平均年收入只有75元人民币，贵州有些地方，两个强劳动力一天挣的工分不如一个老母鸡生的蛋。几亿农民的日均收入不到二角钱。多数中国人生活还不如非洲最落后的国家。据耿飙回忆，文革中阿尔巴尼亚人从中国得到的援助，平均到他们每个人头上，居然高达4,000元人民币。
如果说，毛泽东从左的方面否定计划经济的革命并没有成功，那么邓小平通过改革开放成功地化解了计划经济的弊端，邓小平务实地看到，发挥人的主动性的出路，在于通过充分发展市场经济，来激发人民的活力。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均收入从350美元上升到7,600美元，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反思文革，能让人们更深切地理解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正是邓小平建立了中共的新道统，让中国共产党焕发新的生机。
文革反思的第二重意义在于，要警惕文革因素从假死状态中复活。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许多干扰社会稳定的因素是客观存在的，高层九龙治水式的一盘散沙局面，也需要用强化中央集权的办法来解决，为了推进改革，借助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资源，借助于自下而上的组织资源，来加强中共自身的执政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需要警惕的是，毛发动的文革确实留下了很多负资产，比如“阶级斗争为纲论”、长官意志、一言堂、反法制化，等等，另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某些负面性东西，也可能因强化中央集权而进一步从假死状态激活，如官僚化、官僚不作为、形式主义的表面功夫，等等。因此，许多负面的文化因子也会被重新激活。我们可以把这种可能出现的“泥龙混杂”现象称之为“泥萝卜效应”。
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革命文化中有一些消极性因素没有在建国以后加以清除与转化，而是积累起来，形成文化大革命总体性的发作，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机理之一。当我们为了政治稳定更大程度地从红色文化与集权程序获取政治资源，以形成集权治理的优势时，要特别警惕革命文化中也有一些消极性的因素，如同病毒一样，潜伏在民族的血液中，我们一定要对此特别警惕，不但为了我们，为我们的后代，也为了前人为此付出的苦难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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