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从中共近百年的历史中选取一个令人记忆深刻的阶段，恐怕很多人会不约而同将目光锁定“毛泽东时代”，尤其是他发动的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几乎在各个层面具体而微地影响着中国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毛泽东为何要发动这样一场运动？如何理解支撑毛泽东晚年矛盾行为方式的思想体系？当下的中国会否再来一次文革？围绕关于文革的系列问题，记者专访了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萧延中。他认为，在一个特有的文化角度上，可以把文革看作一场墨家与儒家的对抗，是一场“德性暴政”的悲剧。而在有限的空间内反思文革，就是要解决文革暴露的诸多问题，比如权力不受制衡约束等。
文革是一幕比较典型的“德性暴政”的悲剧
今年是文革爆发50周年，结束40周年，关于这场运动的起因，经过、结果以及官方在1981年所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都是众说纷纭。您作为研究专家，在40年后的今天，是如何看待这场运动的？
萧延中：对一个历史事件，可以从多种角度和路径展开阐释。1981年所作的《决议》，是文革中受到伤害的执政者对文革给出的定义，那是一个政治决议，我们不在学术的角度上讨论它。从自己熟悉的专业领域出发，我以为，在思想史透视的角度上看，文革就是一幕比较典型的“德性暴政”的悲剧。
对文革起因的判断基本有“权力分配说”和“理论失误说”两种。其实这两种说法都对，它们交叉在一起，都有充分的史实和文献依据。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打掉刘少奇及其集团，当然有其个人权威失落的焦虑，但更核心的因素还在于毛泽东认为刘少奇等处于一线的主政者，背离甚至侵害到他的政治、社会理念。套用当时的政治术语说，就是产生了党内的路线斗争。这个现在让人感到非常怪异，甚至十分厌恶的词汇，在当时可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则。于是毛就试图通过一种特殊的途径，一箭双雕，一方面即可打掉刘少奇集团，恢复自己的绝对权威，另一方面又可持续推进自己的政治理想。前者是一个导火索，后者才是更为实质的目的。所以，我愿意用“悍然”这个词，比喻毛发动了试图全面颠覆中国政治、社会结构的文革。
按您的解释，文革问题的重心似乎应当是“路线斗争”。那么，毛泽东的终极目标或理想境界又是什么呢？
萧延中：我倒不认同什么“路线斗争”的说法，严格说来，毛、刘在国家发展的目标上确实也有差别，关键在于毛执意追求和坚持他自早年就形成的那一套理想社会模式。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早年是个无政府主义信奉者，那时周作人引进了日本武者小路的“新村主义”思想，幻想通过“和平的社会改造”方式，进行“共产”的群体生活方式的试验，脱离旧社会的恶势力，另辟一块小天地，打破社会等级制结构，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没有人之贵贱高低的乌托邦。原则上，“新村主义”是一种追求人人平等的政治伦理主张。毛泽东是这种“工读互助团”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
不久，他就认为这一改造社会的路径不实用，进而转向列宁主义，通过政党组织机制将单独的个体集中起来，以实现政治理想。自毛泽东上山“当大王”后，其政治实践就一直处于战争的环境中。一方面，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原则是科层制，另一方面，战争博弈也必须有严格的指挥等级。即便如此，在毛泽东的理念中，“新村”的伦理仍被尽可能地贯穿到“组织”的日常生活之中。我个人看，除了“党的领导”，特别是“英明领袖”这两个要素外，组织与新村在伦理要求上有很多方面本质相通。例如，不断强调上下一致、官兵平等、无私奉献，英雄主义等。
正如曾经担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所指出的，中共建政后，毛泽东早年的一些社会理想在其晚年的政治规划中再次显现。借助无与伦比的政治地位和绝对权威，毛泽东试图构造一种理想的新型“人民帝国”，这就是“公社”。毛泽东自己将这个新共同体定义为“一大二公”。“大”就是集中力量可以干大事，“公”就是人们不再有私有财产。在这里，“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其中有工厂、农场、民兵、大学、商店、银行、医院，有公共食堂、幼儿园和养老院等。当时有县委书记曾形象地说，在“公社”中，除了老婆是不是自己的还要等待上级指示外，其他一切都是公有的。在这样的社会生态中，“工—农”、“城—乡”、“脑—体”之间的三大劳动差别没有了，再加上“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及“管理者、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等措施，就会打破社会的等级界限，形成一个新的平等的社会有机体。中国古代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千年“大同”理想，就会在当下实现。
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为首的一线执政者，纵容所谓“三自一包”，即自负盈亏、利伯维尔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主张物质刺激，其结果必将出现贫与富的两极分化，这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发动文革一箭双雕中最为重要的一箭，就是要扭转这一局面，使社会重回他理想的轨道。
毛泽东的这个终极社会理想，跟您所说的“德性”有什么关联？
萧延中：好，这个问题涉及到了毛泽东社会理想的价值层面。前面所说的要消灭劳动分工的“三大差别”，就我体会，最为关键的是强调一种理想的平等的人际关系，当时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说叫作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毛反等级、反权威是出了名的，他从社会最底层奋斗出来以及在成长中的一些令其不快的经历，使他对社会层级和社会身份相当敏感。之所以要反等级，是因为在他看来等级中渗透着根深蒂固的压迫，所谓革命就是反压迫。他不仅要彻底颠覆旧有的社会结构，而且要削平一切社会等级，甚至在军队中都取消了军衔制，从将军到战士，标志一律改为“一颗红星，两面红旗”，显示不出什么将、校、尉、兵之间的身份差异。直到临终他还强调“八级工资制”是要最终消灭的“资产阶级法权”。凡权势者欺负了小百姓，大权威压抑了小人物，有钱人轻蔑了穷苦人，毛泽东就会以居高临下的救世主身份试图把这种状况扭转过来。
(泉野 孟川 撰写)
关于这些学术界讨论得不少了，而我认为，“反等级”仍显表层，在更深的一层上，是毛泽东对贵族有一种深深的厌恶。他认为贵族阶层好逸恶劳，华而不实，优越感强，又没有真本事。而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则朴实、勤劳、聪明、睿智。所以才有了他那句有名的格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更重要的是，在体力劳动者身上天然地携带着某种可贵的美德，例如，忠诚本分、大公无私、埋头苦干、舍己为人。总之，在那些被树立为榜样的英雄人物的灵魂里，都充满了这些纯粹的“革命的道德”。而毛泽东的“大同”理想，就是这种人人都是英雄，处处行走君子的社会，就像他诗词中描绘的那样“六亿神州尽舜尧”！
再往深一层走，我们会看到，毛泽东在认知结构方面，在“个人”与“自私”之间划上了等号，“个人利益”甚至变成了一种罪恶。他认为批判当时报纸上讨论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不妥当，结果都离不开我……人人为我，是人人都为我一个人；我为人人，能为几个人？！”。有人说是马克思讲过的。是马克思讲过的，我们可以不宣传。这也就是说，独立、具体的个人在毛泽东的观念中不仅没有价值，还隐藏着极大的危险。因此，个体的“自我”丧失得越彻底，群体利益的实现也就越加充分。当人们已感觉不到“自我”存在的确切位置和具体生命的现实意义时，当具体的个人完全融会于某种集体人格之中的时候，当个体完全、无私、整个地将“自我”奉献给社会共同体的时候，毛泽东观念中理想的“共产主义”目标也就真正实现了。
毛氏理想之所以举步艰难，究其根本，可能在于他对“人性”判断上是错误的。他不承认人性中存在着“为己”一面的根本性与合理性，而是简单地把这种“理性人”必然的“为己”看成消极的、必然损害他人的“自私”。
再有就是涉及到“物质利益”的时候，毛泽东有一种“富裕恐惧”的怪想法，就是认为“穷是革命的动力”，人一富裕就堕落了的预设。例如，毛泽东60年代初读书的时候批语说：“穷是动力，这句话讲得很对。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越往西越富，革命也越困难。我们因为穷，人口那么多，东西那么少，这是一个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有现在的这样一种干劲，这样一种朝气，而且一定要长久保持下去。西方又富又文，他们就是太阔了，包袱甚重，资产阶级思想成堆。”在阅读了毛泽东大量文献后，我认为这些观念都不是毛泽东的即兴调侃，而是他深入骨髓的道德判断。
文革之所以叫“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毛泽东骨子里是要改造人，进行一种思想、观念、价值上的颠覆性“道德革命”。可是笼统乃至彻底地排斥所谓“个人利益”，这个社会怎么可能正常运行？
(泉野 孟川 撰写)
萧延中：仅仅从思想史的角度，应当说并不排斥这种判断。所以我说，文革的实质是毛泽东担心他的这种“革命德性”贯穿不下去，进而他想象中的那个公正、美妙的理想社会就会破灭。毛泽东的问题就在于他对人性的把握出了大问题。在毛对个人主义的讨伐中，他预设了一种完人，当被改造成真正的人民时，他将没有缺陷。社会上行走的都是圣人，这个社会当然纯粹正义，完美无缺。
您在谈论毛泽东时，曾不止一次地引述鲁索《社会契约论》中“敢于为一国人民创制的人，必须自己觉得有把握能够改变人性”这句话，其实毛泽东错误地理解了人性，为了改造人性不惜进行道德强化，即便这种强化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萧延中：与其说强化，毋宁说暴政更合适。为什么呢？“暴政”有强逼就范的意思。问题并不复杂，毛泽东所要求的那种“道德人”，在社会上根本就不会有，有也持续不了。这样，要创造那种大公无私的人，就需要使用自然社会以外的强力予以推行。不仅如此，在没有法制保护，忠诚只是对组织和一个人宣誓的条件下，原有的德性甚至会造就堕落，如出卖亲友、告密自保等等。这是追求忠诚的德性突破了做人的底线，成为地道的“反道德”。藉用鲁索的话就是“强迫给你自由！”但毛泽东努力实现理想社会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靠直接的暴力，而是通过运动的方式，给相异者施加巨大的精神压力，用孤立、边缘化、羞辱等方式，迫使反省；及通过自我检讨、展示检讨、制造档案等方式，构成恐惧。用一本西方语言学名著的标题说，就是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怎样用文字规训人。所谓德性的暴力，也就是这个意思。
文革是人们之间相互施暴，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基于追求德性之上的一种暴力侵害，是在自认为满足崇高，追求真理幻想之中的打、砸、抢。我脑子里会不时出现重庆红卫兵墓的画面，每当这时，我就为简单地谴责红卫兵的暴力行为，不深入分析这种行为背后的机理而感到难过。我们今天说反思文革，如果不从德性的暴政这一层次展开解剖，可能就会流于情绪，不能防御那种超级德性的诱惑。
毛泽东对于“德性暴政”的痴迷，是基于怎样的思想认知和环境影响？是否已经跳出了中国传统范式？
萧延中：毛泽东提出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这既不是中国古代旧有模式，也不是西方或是苏联模式，毛泽东想创造自己的一个新型社会。但毛泽东并没有逃出中国传统范式，他提出的一系列主张与墨家学说有相当的重合之处。有人说毛泽东是反智主义，我觉得还可斟酌。毛泽东主要反对的是文科知识分子，对于培养建设国家时有实际作用的理工科知识分子，毛泽东是倡导的。他认为文科知识分子是代表过去贵族的思想体系。这一社会理想与墨子的“尚同”观念非常相像。诸多先贤早已指出，“大同”理念并非纯属儒家，孔子的论述重在“小康”，而真正把“大同”当命的，当属墨家。可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墨家的“尚同”就是“一样”，有好多思想意涵，人与人在政治、社会和经济关系方面不应有差别。在身份上要求“平等”，叫作等贵贱；在思想和舆论上要求“一律”，严谨异端邪说；在财产上要求最好是“共产”，没有私有资产。还有一系列的伦理价值，毛泽东的判断都与墨家密切相关。
我认为，墨家是典型的“德性暴政”的思想体系。《庄子·天下》，说墨家“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因为其学说“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在解读《墨子》的诸多文献中，我觉得钱穆最为深刻，他看出了墨子思想的内核深处存在着大矛盾。例如墨子自己就说，世人都反对“兼爱”的学说，认为“兼爱”好是好，但“善而不可用”；可是他们在利害关头又愿意选择真能兼爱的人与之合作。所以钱穆说，“世人不情愿吃自己兼爱的亏，却又情愿享别人兼爱的福。这真是墨学进行上一重不可解免的难关。”这个大矛盾甚至一直困惑着墨子本人。所以，一方面，“兼爱”能“鼓舞人们的心坎，招惹人们的惹慕”，另一方面，它又“到底归于消沉，不能持久”。
在这个意义上，再用“挣扎”来形容毛泽东发动文革这一场最后的革命，也并非贬斥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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