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文革“浩劫”，因应着196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潮动，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艰难探索“救亡图强”道路中最为惨烈的岁月。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场结束了近半个世纪的运动所代表的特殊政治形态，在有了官方决议和中外无数结论、评点的情况下，依然有着等量齐观的共识与争议。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重大社会实践，在5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回首那段被尘封的历史？
50年间文革被不断反思解构，中共和整个民族都勇敢面对曾经的丑陋（图源：AFP/VCG）
时代悲剧无法改写，50年后重提文革并非“鞭尸”，亦非否定中共今天的统治根基，而是意在将这段前所未有的政治试验置于中国历史甚至是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去重新认识，反思这场浩劫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如何根深蒂固的民族基因——它决定了从毛泽东本人到普通民众，何以都被投入一场癫狂的、注定没有出路的社会实践。
在东方智慧中，对人生有“五十而知天命”之说。意即一个人需要经历相当的年限，有相当的人生积累，才能明白世间和自然的规律，鉴别真伪。历史也是如此，时间往往可以让人用冷静、客观的心态，发现和总结接近真实的本相。越是沸腾的历史，越需要沉淀。那么，积淀了50年的文革，又会给中国、给世界带来什么呢？
历史会不断地被后人评判，但只要每一次评判都是基于理智的探索，就会成为人类智慧的积累和延续。无论是怎样的历史都不会也不应该被割裂和回避，只要发生过，就不会无故被磨灭。特别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必须由全民族的人为它负起责任。
大熔炉里没有纯粹受益者
再过十几年，有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以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可笑，像神话一样不可理解。当年，以“反对毛主席”被处死刑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正是因这句话被检举拒绝参加造反派而惹祸的。多年之后，《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在《一份血写的报告》中赞美道，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
张志新是狂飙突进运动下的受害者，文化大革命用极其惨烈的方式造成无数个像张志新一样的受害者。那么，谁才是这场运动的受益者，是发动这场革命的始作俑者毛泽东，还是林彪、“四人帮”，抑或数以万计的红卫兵。严格意义上说，在文革的大熔炉里，没有纯粹的受益者，每个人都在特定的历史轨迹上扮演着施害者与受害者的双重角色。
正因为如此，今天回顾文革就不仅仅是重新评价毛泽东个人，也不能单方面勒令执政者给出新说法、新决议，而是需要唤起每一个中国人对于文革的重新认知和深刻反思。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救亡”压倒了“启蒙”，使得中国国民丧失了一次至关重要的思想启蒙机会，那么文革个人崇拜的盛行和反省意识匮乏的悲剧性结果，从某种意义上则正是这种缺失的必然。专制权威可能随时会出现，但是唯有具备深刻反省意识和拒绝专制自觉性的健全人格的民族，才能远离文革灾难。这首先需要民众主动面对自己的“邪恶”与胆怯。
其实，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北大教授张千帆在《宪政转型与人格再造的中国使命》一文中曾炮轰专制统治以及专制暴民之六大劣迹，专制的一半是统治者的暴政，另一半则是人民的懦弱和懒惰。专制造就国民的病态人格，病态人格反过来维持和加固专制，使国家陷于不能自立、自决、自治的政治残废状态。举其大者，一曰伦理低谷，二曰懦弱，三曰激进，四曰轻狂，五曰好战，六曰势利。多数国民染上了这种性格，便造就了一个悲剧民族。
文革犹如一个被随意制造但无法控制的怪兽，每个人都是它的受害者，但同时每个人也在充当它的帮凶。或积极或消极地凌辱他人，或观摩对他人的凌辱。没有一个人会成为真正的文革受益者，甚至包括发起这场运动的毛泽东本人也晚节不保，文革成为毛泽东人生中最大的历史污点。
但是，文革绝非一个人想发动便能发动，专制暴政也并非一个人简单拍拍脑壳便会实现。毛泽东的政治试验迷信专制权威和“人民创造历史”，将政治强人与狂热民众、专制暴力和暴民政治，这原本互相排斥的模式嫁接起来，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然而民粹主义的狂欢和袖手旁观的冷漠与怯懦，恰恰是暴政和极权产生的温床和土壤，狂热的民粹将一切付之一炬，甚至冲破一切人类既有的纪律防波堤。
所以，50年后的今天，人们的反思已不止于专制主义的罪恶，更多是内心的自省。文革不应该只是某个人或某个政党的耻辱，应该是一个民族的耻辱；不应该只认定是某个人某个政党的罪责，而应该看到当年那场运动中的所有人都承担著责任，都需要反省，都应该自责。
文革风云人物陈毅之子陈小鲁一直念念不忘，长期忍受内心的煎熬，终于有一天坦承，正是他自己组织了毒打北京八中副校长温寒江整整两个小时的批斗会。曾在天安门城楼为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的中共元老宋任穷之女宋彬彬也在2014年现身母校，向被伤害的老师和同学道歉……
如果说，文革这场悲剧还欠缺一个尾声的话，那就是全民的反省。因为全民的撕裂，只有通过全民的反省才有希望弥合。
中共的“财富”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它给伟大的中华民族脸上抹了黑。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2005年初，一位退休副市长在广东汕头市创建了中国首个文革博物馆，并镌刻了季羡林《牛棚杂忆》中的这段话。据说，此地在文革时期曾举办过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前来参加学习的“走资派”被“造反派”活活打死草草掩埋合葬。
总归要有“安放”这场历史灾难及其亡灵的地方吧！从巴金的倡议，到民间的自发动作，甚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陈情，建立文革纪念馆或博物馆的呼声不时出现。但是，围绕文革纪念馆的争议莫衷一是，尤其是对中共来说，文革纪念馆是中共的耻辱柱，是记录中共的罪恶。这凸显中共可能仍然对社会承受力缺乏信心，深陷一种逻辑窠臼之中，即纪念文革等于中共“认罪”，所以文革只能就像一块烫手山芋，如同六四事件一样的负遗产，击鼓传花般一代代传递下去。
然而，文革至今半个世纪，足以沉淀是非善恶，也足以超越极端仇恨。台湾二二八事件在近半个世纪之后，国民党公开道歉并予以抚恤赔偿。1990年卡廷惨案发生50年后，苏联正式表达“深切的歉意”。而50年后，中共是否重拾文革让国人放下这一沉重的历史包袱。
文革不该仅仅是难以启齿的民族耻辱。文革纪念也不仅仅是全民癔症的大曝光，更是一个真诚解剖民族精神劣性基因，“知耻近乎勇”的机会。同时，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中共来说，文革是中国的灾难也是执政经历的污点，同时是中共取之不尽的浸血的精神财富，尽管它是以悲剧的形式存在。
弯路已经走得足够多，就不能重复犯错。对于一个人，他在青壮年时可能会栽各种跟头，也许损伤很严重，但人不可以在相同的地方再次跌倒。对于再三被拖离“中庸”轨道的中共来说，亦复如是。没有文革的惨痛经历，中国可能还会在意识形态斗争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泥淖中打滚，可能依旧无法从根本上捐弃暴民政治的怀念与迷信。
人们希望，中共当真在本应“知天命”的年龄如一个人、一个国家那样，能够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轻装上阵，允执其中”，不走极端，排除极左与极右的干扰。社会问题应以具体的社会方式去解决乃至改造，而不是重演极权主义的罪恶，将实现人类的终极目标作为残忍手段的合理化理由。唯有从此认识，文革才不会成为中共不堪重负的压力，继而具有正面价值，突破1981年的文革定性。
这就或许是50年后文革之于当代中国的价值反省。当回忆往事时，人们当真为曾经的懦弱与背叛感到羞愧；当极端民粹出现时，人们瞬间意识到是非；当专制暴政显露痕迹时，人们当真警觉并拒绝碾压人性；当社会陷入无休止的政治争拗时，人们亦可意识到秩序脱轨的前车之鉴……那么，这场灾难便是有意义的，千百万的妻离子散乃至血腥杀戮便没有白白发生。这不仅是多灾多难中国的一面镜子，也是世界文明进步的借鉴。
50年后呢？就像我们今天没有停留在50年前，也没有停留在1981年对文革的清算记忆中，对于文革的反思也不会止步于今天。它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从未经历的孤例，也是一笔代价昂贵的精神财富，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对于文革的认识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清晰，可能依然有无限的解释空间不断被挖掘与反思，给予人类绵绵不绝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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