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50周年之际，中国官方的无声与民间的热议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那么，为何中共对文革如此讳莫如深？
中共给文革的定性是“一场空前浩劫”。据中共官方提供的数据，在文革期间有420万人被关押审查，172.8万人非正常死亡，13.5万人被以反革命罪枪决，23.7万人武斗死亡，703万人致残。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叶剑英披露过更惊人的数字，有120万所谓地富子女被残杀，各类知识分子被迫害致死的人数约68万3千人。全国1亿1千300万人受到各种政治迫害。根据全国各地县志做的综合统计，有纪录的死亡人数达730余万。
在文革结束后，围绕文革的定性和毛泽东的历史评价在党内外曾有一阵激烈的辩论交锋，邓小平虽然在文革中饱受迫害，但他对毛泽东的评价并没有效仿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全盘否定的方式。因为文革的评价直接关系着中共的统治制度的合法性，因为毛泽东是中共建政的当之无愧的领袖，全面否定毛泽东相当于中共的统治制度。而且文革不只是毛泽东、林彪、四人帮少数人指挥发动的，作为既得利益派的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和残存中共元老势力的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出于各自的目的，都有程度不同的参与，如果深入全面的深究文革的罪恶，中共当权的多数领导人将面临罢官甚至判刑的困境，这是邓小平绝对不愿看到的。
在中共官方的压制下，中国大陆地区的历史学界对文革研究普遍不重视，独立从事文革研究的学者得不到科研经费的支持，关于文革历史的专业书籍的出版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在此政策之下，在大陆做文革研究俨然是一种吃力不讨好并且在体制内没有前途的工作，因此大陆历史学者在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时基本上自觉将文革领域排除在外，文革研究在官方的限制之下逐渐成为禁区，有关文革选题的图书无法在大陆出版，揭露文革罪恶的电影无法在大陆播映，大陆媒体也将介绍文革历史的纪录片列为禁区，在制作上避开文革这类选题。
由于文革历史没能得到全面的揭露和清算，给个别别有用心者提出复辟文革的论调提供了机会。对文革历史的刻意回避，使得中国理论思想界无法肃清专制主义的影响，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的重要障碍。
50年后，人们仍然对文革心有余悸，不仅因为文革的狂热和暴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还因为50年过去了，中国竟然没有对文革情绪的正确疏导。
首先，中国没有任何一本全面记录文革暴行的书，以至于许多当时的施暴者都不觉得做错了什么事情。政府唯一在做的，就是让老百姓忘掉那段历史，向前看，因为对文革的讨论可能威胁到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其次，许多亲身经历文革的知识分子保持沉默因为他们既是肇事者也是受害者。哈佛大学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马若德教授称，文革的意义不在于由毛泽东发动最终导致暴乱，而在于中国人在没有直接命令的情况下，可以如此残忍地对待同胞。他们互相杀害，互相争斗，互相折磨。毛泽东并没有发布命令说，“你们有权利折磨别人。去做吧！”但是这些残忍的行径却发生了。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资深教授石文安（Anne Thurston）称，文革是一个极端的情况，社会在许多层面上存在缺失。“文化和精神的缺失，社会地位和荣誉的缺失，职业生涯和尊严的缺失，”甚至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缺失。
法兰克福弗洛伊德研究所（Sigmund Freud Institute）心理学家托马斯·普伦克斯(Tomas Plänkers)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称，中国人对文革的避而不谈会在心理上产生严重的后果。比如，人们期望通过获得成功，保护自己不受统治者任意性的影响。他们努力奋斗以避免成为无助的人。从本质上看，这种对成功的痴迷，是一种充满担忧的生活方式。
多维人文
不仅如此，许多文革亲历者都倾向于将自己描述称受害者，很少有人勇于承认自己对他人的伤害。季羡林的《牛棚杂忆》是一个例外。在书中，季羡林承认因迫害他人内心充满负罪感和羞辱感，即便不久之后，季也成为了受害者。他在书中写到，“我们轮流着互相迫害。”
由于缺少对文革暴行的记载和公开讨论，在文革后出生的中国年轻一代竟会在回望那段历史时产生浪漫的想法。
2012年，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的49名应届本科毕业生身穿军装，手拿“红宝书”，做出“忠字舞”动作拍摄毕业照。中国著名作家余华称，“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文革不过是一场大型派对。”
也有一些左派分子认为文革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纯粹和经济的平等，并将当下的反腐斗争等同于文革时期的反资产阶级斗争。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