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中共“516通知”文件标志着文革正式开始，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文革在大陆仍属于敏感话题。对于文革的由来、定性等问题，有激烈的辩护，也有冷静的思考。代理了高瑜案、浦志强案的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尚宝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毛泽东将文革作为自己的功绩，但无论在当时社会中对生命的无视，还是对上亿受牵连的人产生的影响来看，文革都是很大的灾难。
在尚宝军看来，大跃进时的自我检讨使毛泽东感到威望受损，这也成为文革爆发的诱因（图源：Reuters/VCG）
据诸多中共党史权威著作披露，1976年，毛泽东去世前夕，曾对自己的一生，有过一番总结。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尚宝军看来，毛泽东当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拥护文革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但他既没有认识到文革的错误，也无力去纠正错误了。
1962年1月11日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毛泽东作自我批评。尚宝军认为，这是毛泽东生平唯一一次自我检讨。可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让毛是背上了极重的心理负担，发起文革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个人权威的考虑。而将个人崇拜推至极限的林彪最终成为替罪羊，主要是因为官方对毛的定调是“功大于过”。历史上功过受到争议的帝王有秦始皇嬴政、隋炀帝杨广等，不讨论施行暴政的部分，嬴政修建了长城，杨广开凿运河，这些政绩让后世受益，影响着历史。
尚宝军从这一角度总结道，文革并无可取之处，也没有实现毛所说的“大乱到大治”，这是绝不可能达到的。在当下舆论场内，谈论文革时总是出现两个撕裂的阵营，尚宝军的观点可以视为“全面否定文革阵营”中最具代表性的发声。尚宝军表示，现在很多人怀念毛泽东，年轻人中可能是知道真相的渠道太少，这需要了解真实的历史。古语讲“君视民如草芥，民则视君如日寇仇”。文革时期的“北京大兴屠杀事件”、“湖南道兴惨案”等等，就完全没有公平、正义以及理性可言。
以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为例，参观过台湾民主纪念馆的尚宝军回忆道，有档案记载，在白色恐怖期间，国民党捕杀了上千人，这些人的案卷蒋介石皆有过目。相反，文革期间对人的生杀评判则不然，对右派的定性以概率划分，极为随意。“制度是最大问题。在当时，官僚系统的腐败、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问题解决了，毛的个人崇拜问题会解决，文革也不会发生。没有对党或是官员的监督体系，无制度制约就会造成失控状态。有些左派论调认为，集中权力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促进发展。但以文革角度来看，更多的是灾难。”
在这个观点上，尚宝军强调了左派与右派的根本区别，右派的出发点是，希望避免发生最坏的结果。左派是努力争取、甚至是如同文革时期的不择手段地去争取所谓的最好的结果。所以民主是需要制约，制度需要改革。没有监督，就出现隋炀帝这样的领导者，出现了文革时期发生的惨案。如今仍是这样，中国的人大被外界诟病为橡皮图章就是同理。
事实上，集权统治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革悲剧也是一种传统的延续。尚宝军认为，共产党在与国民党争夺政权的时候，也指出了很多自身存在的问题，遗憾的是，后期并没有落实改进制度。“文革时期，几千万党员无法制约一个人，连当时的“二号人物”刘少奇也无法逃脱厄运。要知道，出现人权灾难的国家都是专政国家，从希特勒、斯大林等国家元首，到今天的伊拉克、叙利亚都是如此。当然，民主国家也不是最好的，但也不是最坏的。”
文革背后，其实有很多个关键词，比如告密，个人崇拜，而这样的关键词在文革结束40年的今天也时有发生，很多人也在追问，今天中国是否会再来一场文革。在尚宝军看来，中国是没有文革复辟的土壤的。因为以现代社会的教育程度，以及在互联网普及的大环境下，人们可以进行独立思考。尚宝军透露，德国总理高克曾询问过，需要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尚宝军回应，“希望帮助我们保留具有开放性的互联网环境。让中国人能接触外界的信息，形成独立意识。不要成为北朝鲜那样信息闭塞的国家，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二次文革。”
成都武侯祠有一副名联，“能攻心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时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尚宝军认为中共对文革的态度即是“宽严皆误”，进退失据之境。文革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场浩劫。如中国古人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地君亲师”，还“有仁义礼智信”、“举头三尺有神明”等伦理原则，毛泽东却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文革就是一场突破文明，道德底线的运动。“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做法，不仅让很多人惨遭迫害，也抹黑了中国几千年的基本操守和底线。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