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7月，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庆红出生在皖南一个小山村，由于皖南一带形势紧张，战斗生活异常艰苦，带着孩子行军打仗很不方便，曾山邓六金夫妇将其送回老家江西吉安，交给奶奶抚养。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为侦察曾山的去向，派人到吉安，把曾山的老母亲抓去毒打拷问，并纵火烧掉曾家的房子。只有三岁的曾庆红无处藏身，独身一人跑到野外的一棵大树洞里躲了两个晚上。
2012年11月8日，曾庆红出席中共十八大（图源：VCG）
公元二○○三年七月十六日，一个跳动了九十一年的伟大心脏停止了，一位曾经参加过长征的二十七位女红军战士之一，原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顾问，邓六金妈妈与世长辞。
噩耗传来，我的心情无比悲痛，急忙收拾行装，乘早班飞机迅速赶往北京。在飞机上我心潮澎湃，浮想联翩，和邓妈妈相识、相处、相知的一幕幕，浮在我的脑际……
我和邓妈妈的相识是经过革命老人——王定国介绍的。一次，我和王定国老人相约在王府井顺峰饭店用餐，她对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你想不想认识？”我问她，此人是谁？她回答说——邓六金。我一听说“邓六金”三个字，心情非常激动，急忙问：“她在哪里？我怎么才能见到？”王老高兴地告诉我：“她家就在附近，我打电话邀请她，她一定会来。”我说：“那不行，不能让她老人家自己来，您打好电话，我一定登门亲自去接。“根据王老的指引，我带车到了五十年代早已闻名遐迩的红霞公寓。邓妈妈已经梳洗完毕，穿戴整齐，等候在那里。邓老一见到我，她非常高兴，笑着迎了一步，双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问到：“你就是小侯同志吧。”我说对！说着便请保姆小黄拉着，我也急忙上前搀扶她老人家下了楼，坐车一起到了饭店。在吃饭中间，邓老问我是哪里人？叫什么？干什么工作？甚至连我属什么都问得清清楚楚。我一一作了回答。当她知道我属猪时，高兴地说：“我也属猪，我的女儿也属猪，我们属猪的人好，属猪的人十分热情，待人诚恳，只为别人着想，从不为自己打算……”
对邓六金老人，我早就有所耳闻。知道她是老红军战士，原国务院内务部部长曾山同志的夫人，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同志的母亲。早在抗战时期，她和其他同志一起创办了著名的“华东保育院”，收养和照顾了一百多名革命战友和革命烈士的后代，这些孩子现在多数都在各级岗位上担负领导职务。其他情况我就知道的不多。这时有幸能与她老人家面对面吃饭、聊天，我就像一个天真的孩子一样，问长问短，问这问那，总想把我要知道的各种问题在此一一找到答案。邓妈妈也特别善解人意，除了把我提的问题一一做答以外，还主动向我介绍情况回忆历史，同时还讲了些鲜为人知的事情。
在吃饭的过程中，我看见邓老用筷子的手关节很粗，动作也不灵活，便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老人家告诉我说：“是风湿性关节炎”，并给我讲了一个主要造成她风湿性关节炎的故事。
那是1947年，在山东某地的海边，我们的部队被敌人包围，岸上三面受敌，背后是一片汪洋大海。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身怀有孕的邓妈妈，突然大汗淋漓，腹痛难忍，和她同在一起的老战友李坚贞等同志，知道她将面临生产，大家心里都非常着急，三面临敌，一面是海，这到哪里去生孩子呢？情急之下，战友们在海边的浅水处，临时布置了“产床”。
生完孩子，邓妈妈已是半昏迷状态，苏醒后她问一直守候在身旁的李坚贞，“是男孩还是女孩？如果是个女孩，就把她扔进海里，免得拖累同志们；如果是男孩，先留着，等有机会送给当地渔民收养……结果，李坚贞等人没有告诉她真相，瞒着她说是个男孩。她们脱下身上的外衣，将孩子包了起来。这个女孩，就是现任总参办公厅副主任的曾海生同志。也是邓妈妈唯一的女儿。
邓妈妈生孩子的那片海水被鲜血染成了红色。生完孩子，天渐渐地黑下来，敌人已渐渐退去，邓妈妈又拄着拐杖和同志们一起向安全的地方转移，走了十多里路，终因出血过多，昏迷过去。后在渔民们的帮助下，才将她抬到老乡家里……从此邓妈妈就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
听着邓妈妈的讲述，不由得我心里一阵阵痛楚。怎样才能减轻这位革命老人的病痛呢？我脑子里迅速搜寻着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良方”。忽然，我想起前几年出国访问时，曾经带回些“虎骨胶”，已经给好多朋友治疗过关节炎，非常有效。自己家里至今还珍藏着一块，我马上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邓妈妈，她说她从来没有用过此药，不妨拿来一试。我当即就打电话，让家人以最快的速度把药送来。
此药用法一是泡在酒里喝，二是用来炖鸡肉或者瘦肉吃。邓妈妈滴酒不沾。我就叫保姆小黄给她炖着服用。过了很久，当我再次到邓妈妈家时，她高兴地拉着我的手告诉道：“你送来的药疗效很好，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同时，她又对我说：“我还患有严重的哮喘病，每到天凉季节，我整夜整夜的不能入睡。只能坐在沙发上或者床上。你如果能给我治好此病，不知该怎样谢你。说着就双手合拢，点了几下头。我急忙拉住她老人家的手，告诉她：“邓妈妈快别这样，我虽然不是医生，但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来减轻您老人家的痛苦，也算是我们这些做晚辈的尽了一份力量。”
从此以后，我就四处托人，多方打听，看有无治疗哮喘病的良药。同时，我想起在部队时一位老首长也患有此病，后来治疗的效果不错，我就又跑到石家庄军队干部疗养院，找到我那早已离休的老首长，向他寻问治疗此病的方法，他告诉我是广西凭祥一个部队医院，他们自己用中草药制成的一种片剂。我就迅速赶往广西，一打听，此药早已不生产了。我非常失望，但仍不死心，后又访问了许多人，得知一种叫“定喘蛤蚧胶囊”的药，对治疗哮喘病有很好的疗效，便托人从桂林捎来十几盒。也不知此药真的疗效好，还是那年冬天的气温高，邓妈妈吃了药以后，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整夜整夜地不能入睡了。后来的几年里，每到天气寒冷，我总是提前把药给老人送去。
从此以后，我和邓妈妈成了忘年交。一有空我会常到她家探望，倾听她讲革命历史。邓妈妈待我像亲人一样，还常留我在她家吃饭，小黄告诉我：“侯叔叔，邓奶奶留外人在家吃饭你还是第一个呢。”
和邓妈妈相处的七八年过程中，使我有幸对她革命的一生，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邓妈妈是1912年深秋，出生在灾难深重的福建省龙岩地区上杭县的一个贫苦人家。因为她一生下来十几天即被生母送人，小小年纪时又被继母卖给别人做童养媳，所以直至她临终时，也不知生母是谁。1925年9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来到闽南。17岁的她经过贫苦磨练，已经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她与小伙伴一道组织起儿童团、妇女会，1931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共党员。她先后任中共上杭县委妇女部巡视员、妇女部长，中共福建省委妇女部长。1934年，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形式进一步恶化。红军开始长征，只有二十多岁的她，同男红军一起爬雪山、过草地。最艰苦的日子里，她在夜行军中，还要用担架抬伤员。有一次，一个双腿负伤的红军战士，从昏迷中醒来，见是一位女红军战士抬着他，无论如何也不肯，一把抓住她的胳膊要她放下。直到首长过来，下了命令他才躺下。她和战友抬着这位年轻的红军战士，整整走了三天，直累得她咳出了血，两条腿肿了，双脚都打了泡，脚底板都烂了，她也从不叫苦叫累。
1938年春，在中央党校，她遇到了从苏联回来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曾山同志。
曾山原名曾洛生，江西省吉安县人，1899年出生。他受中共秘密党员的曾延山（曾山的哥哥）的影响，1926年，在家乡领导农民协会，当年10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前后，曾山的父亲和弟弟也都参加了中共。1927年12月，曾山参加了叶剑英和聂荣臻领导的“广州起义”，此后长期在中共江西根据地工作。曾先后担任过中共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和江西省委书记。在此期间，曾山父亲曾采芹，哥哥曾延山、嫂子蒋竟英、弟弟曾柄生先后死在国民党监狱里。毛泽东为此专门随曾山到其家里慰问，并称赞曾家“满门英烈”。
当时的曾山30多岁，文质彬彬，一张敦厚的方脸盘，一双闪着睿智的眼睛，态度和蔼，言谈亲切，给初次见面的邓妈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同年10月，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邓妈妈等20多人奉命调往东南局、华东局去做妇女工作，而曾山恰好任东南局、华东局的组织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她和曾山同志结婚。
在战乱的年代，共同的理想和事业把邓妈妈与曾老结合在一起。她心里充满着激动与幸福。1939年7月，他们爱情的结晶诞生了。由于孩子出生在皖南的一个名叫丁家沟的小山村。所以，邓妈妈给这个孩子取奶名叫丁儿。这个“丁儿”就是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曾庆红同志。由于皖南一带形势紧张，战斗生活异常艰苦，带着孩子行军打仗很不方便，邓妈妈将自己心爱的儿子，送到曾山同志的老家江西吉安，交给奶奶抚养。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为侦察曾山同志的去向，派人到江西吉安，把曾山的老母亲抓去毒打拷问，并纵火烧掉曾家的房子。只有三岁的丁儿无处藏身，独身一人跑到野外的一棵大树洞里躲了两个晚上。远远能听到奶奶被毒打发出的惨叫声，只能咬着牙关，握着拳头，却无能为力。孩子在老家，吃尽了苦，受尽了罪，一直未能得到父母的关爱。邓妈妈每次讲起那段历史，对长子曾庆红的苦难童年也深感内疚，她老人家总是满眼泪花，感慨万千：“庆红这个孩子在乡下吃了不少苦头，但是，恰恰因为这十几年的苦难磨练，炼就了他坚忍不拔，永不屈服的坚强性格，也加深了他对人民群众，父老乡亲的深厚感情。”
战争年代，不是行军就是打仗，很多军队领导人，特别是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很难与家人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很多同志的孩子，几乎都是由老百姓抚养。邓妈妈也和其他同志一样，关心不了自己的孩子，她的几个孩子，也大都是由老百姓哺养过的。邓妈妈看到那些无数革命战友和革命烈士的孩子都散落在农村和渔民家中，有的到上学的年龄，也无人照管，心中便涌起一种怜爱之情。她和其他姐妹们一起商量，怎样才能除去这些老红军老革命的后顾之忧，为教育和培养孩子付出一点心血，尽一份责任呢？后在领导的支持下，在山东青州的一个教堂里，和大家一起创办了能照顾一百多个孩子的保育院。1948年，这个保育院又迁至上海，更名为“华东局机关保育院”。邓妈妈先后任协理员、副院长、院长等。这个保育抚育了好多革命后代和遗孤。邓妈妈常常为了照顾别人的孩子，却顾不得管自己的亲生骨肉。一次，为了拯救一个幼女的性命，邓妈妈竟连夜跑了一百多里路，到教会医院买来青霉素……直到1949年，已经11岁的曾庆红，才被接到上海，来到父母亲的身边。曾庆红因在恶劣环境下，充分得到了磨、爬、滚、打的艰苦磨练。他刚到保育院，就显得他身高力大，很快就成了孩子们的“领袖”。保育院的孩子们对他也很敬畏，大家都叫他“大王”。五十年后的一次同学聚会时，大家仍然亲切地叫他“大王”、“大王”。当曾庆红见到李克俭他们兄弟好几人一起到来时，开玩笑说：“怎么？你们李家兄弟还不服气？别看你们弟兄多，不是我‘大王’一个人的对手，不信咱们试一试……”说得大家开怀大笑。
保育院的孩子们，在邓妈妈等人的悉人照料和保护下，顺利地渡过了与国民党政权的最后决战阶段，个个健康活泼的回到了他们父母亲身边。现在都已步入了许多重要的工作岗位。他们每当在一起回忆起保育院的那段十分有意义的经历，都会无比的感慨，他们见到邓妈妈时的那种表情，就像孩子见了久别的父母一样亲切，同学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妈妈”。他们都十分怀念在保育院的日子，也十分感激邓妈妈给了他们健康、信心、知识和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邓妈妈一贯勤俭节约，廉洁奉公，始终保持着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对子女对亲属从来都是言传身教，严格要求。对国家的困难和人民的疾苦，总是十分关心。1996年发洪水时，邓妈妈又亲自整理衣物，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捐助，托他们把她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心，带给灾区人民。
邓妈妈始终不忘老区人民。先后多次邀请一些老同志、老战友到曾经战斗过的皖南、苏北看望老区的建设情况。革命老区的建设成就令他们耳目一新，但她得知许多地区的老百姓还很穷时，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在一个小山村，邓妈妈看到一个呆傻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穿着破旧的衣服呆呆地看着她时，她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抱住了孩子，流下了眼泪……之后，又来到闽西山区调研，她与其他同志一起向党中央写了报告，如实地反映了老区人民生活的实际情况，并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后来，中央根据她们的报告先后给皖南、闽西等贫困山区派出了医疗队，为群众诊治疾病；拨出教育经费，为那里的孩子修建希望小学。1999年，已是八十五岁高龄的邓妈妈，不顾自己体弱多病，行走不便，又一次到福建、江西等参加各种纪念活动，看望老区人民。
……
我一到北京，就急忙与有关部门联系，同时与杂志社的领导约定，买下最好花篮，下午3点，先到邓妈妈家里，然后到北京医院，一方面吊唁邓妈妈，一方面帮助做些接待、拍照等工作。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当我联系安排好一切，做好充分准备的时候，突然我的右侧肢体失去知觉，语言出现障碍。在场的朋友们赶紧给120急救中心打电话，十分钟后，我被急救车拉到朝阳医院，进行抢救。经医生诊断是脑梗塞。第二天，被转到解放军第305医院住院治疗。刚住院那阵子，我还一直想着，或许明天就能好，还能去参加邓妈妈的追悼会，送一送她老人家。没想到一住就是将近两个月，未能参加上她老人家的追悼会，成了我的终身遗憾。这两个月，我一面治疗，一面老是回想起和邓妈妈在一起的日子，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这些年她老人家虽然已是八九十高龄，还常常参加一些有意义的社会活动，接待来访，接受采访，时时刻刻关心着国家大事，山西的假酒案，东北的森林大火，内蒙古的地震灾难，大连的飞机失事，煤矿的瓦斯爆炸等，她都事事询问，时时关心。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如今她老人家已经远离我们而去，留下的只是我们对她老人家的无限怀念。我未能参加上邓妈妈的追悼会，写下这些文字，附上邓妈妈生前我给她拍的一些照片，算是我对她老人家的悼念吧。
邓妈妈，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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