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文革”发动已经五十年了，五十年来，邓共挖空心思地把“文革”罪恶归咎于毛泽东的个人“错误”、甚至无耻地把责任推到林彪、“四人帮”身上，这种推卸今天正在破产：在手机互联网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发觉，包括“文革”在内，大规模的杀人整肃运动，在其他共产党国家中无一例外的存在，它是共产党统治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哪一国共产党领袖的特色。
但是，各共产党国家大规模的残酷杀人整肃的方式，的确有着不同，打上了鲜明的领袖个人特征，象中国“文革”这样的方式，在共产党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并打上了鲜明的毛泽东的个人特性。
“文革”至少有三大特征，是其他共产党国家的杀人整肃运动所没有或者缺乏的：
一是“砸烂公检法”，不要任何程序和框条，直接施以群众专政恐怖；
二是“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击基层共产党政权；
三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从以上三点可见，“文革”具有浓厚的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色彩，这种特点是其他共产党国家的杀人整肃运动所没有或者缺乏的：
如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虽然也有群众参与，但苏联从没有“砸烂公检法”，其大规模杀人由秘密警察系统“克格勃”主导，通过国家司法机关进行，一切都走“法律程序”，布哈林、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图哈切夫斯基。.被杀害之前，都经过了法院“审判”；而刘少奇之被抓被整死，没有一点“法律程序”的形式。
苏联的“大清洗”，也没有发动民众打击共产党基层政权、挑动群众相互武斗的内容。
东欧共产党国家、朝鲜金家和蒙古的“大清洗”，更象苏联，而与中国“文革”不同。
“文革”浓厚的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色彩，使得“文革”的社会危害特别巨大----“文革”之残暴，实际上远远超过苏联的“大清洗”：
“砸烂公检法”和挑动群众互斗，令整个中国社会淹没于血腥恐怖的“红海洋”当中：私刑遍地，大批的人被惨杀----砍头、凌迟、挖心、挖眼、剖肝、阉割、水煮、火烧等绝迹于现代社会的惨绝人寰酷刑全面复活；全国屠杀成风，有名的湖南道县大屠杀，对“黑五类”“斩草除根”灭族，连婴儿都不放过；广西则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吃人惨祸。。。
由于“文革”无法无天的“群众”属性，令其对老百姓的伤害，比苏联的“大清洗”要深广得多：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公开承认：“文革”害死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损失八千亿人民币（《交锋----当代中国的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作者：凌志军、马立诚）；而根据前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所著的《斯大林：胜利与悲剧》，“大清洗”中350－450万人遭到整肃，其中60－80万人被处决。
在苏联“大清洗”时期，老百姓唯一担心的就是秘密警察上门，“文革”时期的中国老百姓担心的太多：同事、朋友、同学、邻居、上下级、甚至亲戚，都可以乘乱置你于死地。苏联的秘密警察毕竟有限，政客和“知识分子”之外的普通老百姓，大抵可以明哲保身，而“文革”的群众专政下，几乎人人都是秘密警察，身边的友人熟人。。。转眼就可以把你打倒。
所以，“文革”期间的中国，几乎家家都是受害者----同时又是害人者（红卫兵、造反派等等），这一奇特的现象，在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是没有的。
由于“文革”特别残暴，社会波及面特别深广，它对中国的影响当然颇为另类：
其一，“文革”大大摧残了中国人民族凝聚力。满清的发易服、大兴文字狱暴政，曾经重创汉族的民族凝聚力，中共“解放”大搞土改阶级斗争，再次重创辛亥革命和抗日后初兴的民族凝聚力。
“文革”则是雪上加霜----“文革”以群众互害的深度内耗方式，使得中国人空前散沙化，造成了大陆人普遍的变态。今天的中国人一盘散沙、莫名其妙相互嫉恨，正是“文革”打下的社会基础。今天的中国异议人士当中不少人以“汉奸”、“带路党”。.为荣，甚至膜拜当年侵华的日本皇军，这是其他共产党国家异议人士中很少见的变态现象，此正是“文革”深度内耗的后续反弹效应。
同为共产党统治，为什么中国人的凝聚力大不如俄国人，甚至不如越南人、朝鲜人？就是因为这些国家没有“文革”！
其二，“文革”深度败坏了大陆中国社会的道德。今天中国社会的道德，即使在共产党国家中都是最坏的。大陆中国人比之台、港人礼崩乐坏，“中国人不象中国人”，正是从“文革”开始的，“旧社会”遗留的师道尊严、礼仪斯文、男女有别。.几乎被“文革”统统扫除：君不见现今的大陆女异议人士----尤其是六十岁以上的，有几人没有“半边天”、泼妇、女红卫兵的一面？
通过“文革”，毛泽东的流氓无赖性格，深深感染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中共之所以成为各共产党中最无耻最虚伪的一个----作为共产党，却大言不惭地领导资本主义，此种无赖秉性，也是“文革”打下的基础。
其三，这是十分特殊的。“文革”造成了民粹主义的反弹效应，经历了“文革”后的成熟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的干部官僚有一种高度共识，就是对街头运动深恶痛绝，一看见游行示威，就觉得是“文革式的动乱”，这也是“八九民运”的主要参与者为年轻人，而缺乏深厚社会基础的原因之一。笔者在大陆做记者时，深知经历过“文革”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此种心理，他们出于对“文革”的厌恶，而不愿支持象“文革”一样乱哄哄的“八九民运”。
此种对民粹主义的反弹心理，迄今仍存在，胡锦涛时期大陆民众有手机段子曰：“不到台湾，不知道“文革”还在搞。.”
把民主社会示威游行的公民权利，当作“文革式的动乱”加以排斥，此种大愚若智的观念，正是文革的“硕果”之一。
“文革”的这一硕果，显然是有利于中共维持统治的。所以邓小平暨其继任者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之流，无不抓住中国人此种民粹主义反弹心理，大肆渲染说：中国决不能搞民主，一旦民主了，就会发生“文革”式的动乱！
此种对民粹主义的反弹心理，在“六四”运动失败后得到全面强化，它使得邓小平一伙轻而易举地以“稳定”为名收买人心，顺利在中国走到另一极端----建立了伪共权贵资本主义次品法西斯统治，实现了官僚寡头权贵压榨掠夺分赃的“稳腚”。
由“文革”式轰轰烈烈的“大民主”群众专政社会，摆向忌讳街头运动的伪共次品法西斯“秩序”另一极端，这是苏联及前共产党国家没有的社会阶段：苏联、东欧国家、包括现今的古巴，经历的都是坚冰----解冻的历程，并没有对民粹主义的反弹。
由此可断：1992年以后的中共国，与末期的苏联不具有可比性。以末期苏联来套现今中共国，是愚蠢的。
中共的“文革”和“邓改开”（尤其是1992年后的“改开”），都是前苏联和东欧所没有的，由此可见：中共的覆亡，必大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
中共已经过了能产生戈尔巴乔夫的阶段，现在还指望中共产生戈尔巴乔夫，是愚蠢和食古不化。
由此也可见“文革”对中国进程的影响如此深远：可以说，如果没有“文革”，就不会有“邓改开”，如是则中共必早随“苏东波”而崩溃；“文革”引发“邓改开”的同时，也延续了中共政权的寿命，使中共走上了一条独特的覆亡道路。
而中共之覆亡，必是蛀空内变的方式，而不会是自下而上：如今的中共，就象“高平陵之变”后的曹魏一样，只剩下名号了，而这个名号，迟早是被党内的司马氏集团扯下来的。
今后统一台湾的，就是这个当代司马氏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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