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五十周年纪念日已过去三天，官方一片沉默，仅于5月17日在《人民日报》第四版用千字短文《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重申了中共立场，再加上胡锡进的一篇“文革已被全面否定”，除此之外便再无声音。
这样的反应似乎距一些人的期待想去甚远，尽管来到一个外界认为的最佳契机，但中共显然还无意在现阶段于文革问题上作出更大突破，仍坚持了一贯的表述方法和态度。
仔细梳理《人民日报》的文章可以看到，中共虽然不愿在文革问题上耗费太多精力，却一直在关注文革在各类场域中的变化，特别是文章提到要“坚决防范和抵制围绕‘文革’问题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这表明文革议题的两极化倾向已经引起了中共的警惕。
此前的文章也指出，当下文革研究和解读的两极化发展，极可能使公众对于文革的回潮和曲解失去分辨能力。
前不久的“红歌会”事件便突出体现了这一现象。演唱会出现之后，先是红二代马晓力上书栗战书，称在人民大会堂唱红歌有险恶居心，是对文革的复辟，是在抹黑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但其后随即有文章针锋相对，指马晓力反应过度，是文革的受益者却攻击文革，在人民大会堂唱红歌理所应当。
可以看到，尽管红歌会事件仍在调查中，尚无法确定究竟是商业炒作还是政治投机，抑或只是简单的表现部分人对文革年代的追忆，但在上述论争二者的眼中，显然任何带有文革痕迹的活动都有强烈的政治寓意。
这正是在当下中国，人们看待文革的一种典型表现。基本上总体来看，人们反对、敌视文革的原因大致无二，但对文革或文革元素持支持态度的原因却各有差别，值得细分探讨。
一个可能是，的确有部分人认为文革带来了正向的影响，有着人民自下而上追求平等的遗产价值，其对于官僚体系和官场习气的冲击是值得褒奖赞颂的。他们同时还怀念文革时期的“平等”和“自由”，认为当下社会的诸多问题都是改革开放所导致，他们所希望的，是文革时期的整体重现。
另有一些人对文革的怀念事实上是借文革浇自己的块垒。腐败、贫富差距、全面西化等现象引发此类人的不满，他们并不是真在向往文革，而是借此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
第三种支持文革的可能是政治投机。在这种可能下，文革具有怎样的意义并不重要，他们重视的是文革在当下能够引发多大的关注，是文革的利用价值。和很多公共议题一样，文革在他们手中仅是一个工具。
第四种情形则更为普遍，这部分人于文革本身并无好感，但对一些文革元素不持反对。如样板戏、红歌等，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文革事件和文革所处的年代区别开来，唱样板戏和红歌与警惕反对文革并不冲突。
回到“红歌会”，这起尚未定性的事件终会有一个结果，其发起肇始可能并不复杂，不外乎上述四种情形之一。但从引发关注、激起舆论震动，再到各方纷纷发声，却将人们对文革的各种态度展现无遗，凸显出文革认识在中国隐秘又繁盛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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