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派是群众自发组织，自然鱼龙混杂，但主流却是王大宾这样的人。他们是一大批听领袖和党的话，极富革命激情、献身精神的单纯、幼稚、偏激的时代产儿，尤其当头头的。他们的罪过不是不听党和毛主席的话，而是太过听信党和毛主席的话，听信到了丧失正常思维能力的地步。
——读《王大宾回忆录》
我一直认为造反派才是文革的最大受害者。读了香港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的《王大宾的回忆录》，更觉得是这么回事了。
(一)经过多年的蓄意涂抹歪曲，文革这一页刚刚翻过的历史，已成功搅合成一锅浆糊，连许多过来人都被忽悠得找不着北，更别说后来人了。所以在谈这个话题前，先要对本文所说的“造反派”做个定义(百度“造反派”是不成的，不信试试)。概略说吧，文革中所有群众组织虽然都打着“造反”的旗号，实际上却是水火不容的两拨人。一泼人造的是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打击的敌对分之的反，斗争矛头向下;一拨人造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斗争矛头向上。前者实际上谈不上“造反”，所以被骂成“保皇派”、“保爹保妈派”、“保守势力”等等;后者才是真正的“犯上作乱”(当然也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自诩“响当当硬邦邦的造反派”。本文所说的造反派属于后者。
因为犯上作乱，造反派被文革中受到打击的当权者恨之入骨，报复起来比造反派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其作为胜利者重写历史，就把文革的灾难统统朝他们身上堆。于是如今人们心目中的造反派，就是影视剧里凶神恶煞、无恶不作的歹徒。至于造反派头头，当然是罪恶累累的大坏蛋了。
(二)他们是那样的人吗?经历过文革的人，很少有不知道王大宾这个名字的，他是赫赫有名的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造反兵团的头头，文革政治舞台叱咤风云的人物。当年是初中红卫兵的我，只有仰视的份。多年后经朋友彭伟引荐，竟然在他安身立命都江堰相识：一个高高瘦瘦的老人，黝黑脸上刻满岁月的皱纹，朴实得近乎土气，完全没有呼风唤雨大人物的气派，更看不出丝毫恶魔的影子。
是不是挨了整坐了牢才“改造”成这样的呢?不是。王大宾从来就是一个好人。他本四川德昌县大山深处贫苦农家子弟，靠助学金一路走进北京的大学。大学里是团干部，中共预备党员，巴心巴肝爱党爱国爱领袖，一言一行谨遵不渝，标准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历经上天入地的大起大落，受尽不白之冤，坐牢九年出来还是本性难移。公职开除无以为生，香港的亲戚带电子表给他赚钱，他不愿“投机倒把”，居然偷偷摸摸原价出售。有人想办法安全送他到香港，他认为属于“偷渡”，说宁可回家乡种地，也不干这种“给千千万万红卫兵脸上抹黑”的事。他从无到有一手一脚把一个乡镇小厂办到全行业知名，自己成了行业全国理事，却不拿一分钱奖金。外商给他投资办合资企业，他怕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拒不接受，乃至中央机关工作的同学、都江堰市领导多方劝导他才想通……。如此等等，傻得可爱。也正是如此，他才被许多不执政治偏见者认可，施以援手，从一个刑余无业人员，打拼成颇有成就的技术型企业家，挣得衣食无忧的晚年。
(三)造反派是群众自发组织，自然鱼龙混杂，浑水摸鱼者有之、胡作非为者之，但主流却是王大宾这样的人。他们是一大批听领袖和党的话，极富革命激情、社会担当和献身精神的单纯、幼稚、偏激的时代产儿，尤其当头头的。他们的罪过不是不听党和毛主席的话，而是太过听信党和毛主席的话，听信到了丧失正常思维能力(用时下的话就是脑残)的地步。试想一批青少年学生，书读得好好的，求上进还来不及，哪里想到要“造反”。因为红太阳一挥手，党中央发号召，生怕当不了乖娃娃，就热血沸腾地干起来了。说他们是坏人，是谁教他们干坏事的?王大宾当年气壮如牛，不就是背后有大公主肖力(李纳)撑着么。正如当年坚持接收王大宾的灌县(现都江堰市)县委书记徐振汉所说：“他当时是个学生，一个优秀的学生干部，他当时不听毛主席的话，不听党中央的话，他听谁的话?”
话说回来，王大宾们造反，也是被逼出来的。文革初期刘邓用的是文革前整人的老一套，无中生有无限上纲打“黑帮”，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引蛇出洞抓右派。照这么搞下去，无非一场规模更大的反右运动，反对工作组的王大宾在劫难逃。结果刘邓也没有料到这次主席的主意变了，他要运动群众清洗党内异己。于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驾轻就熟的整人套路就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列入名单的右派突然就变成了左派。王大宾们拨云见日一飞冲天，云里雾里进入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心，追随大救星的革命斗志可以想见。不幸的是，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会把船打到什么地方，连伟大舵手都弄不清楚，无法无天由着性子整烂再说。划船的小子们只有卖力的分，天知道他什么“战略部署”。看到船要打翻了找平衡，就把划船的抓来治罪，你说冤不冤?达到目的就兔死狗烹，把所有的灾祸都扣在他们头上，你说惨不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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