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所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徐向前回忆录》记载：刚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见了我。他简单问了问西路军的情况，我如实作了回答。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话使我很受感动。张闻天见到我则不同，责备了一番，我没吭气。打了败仗嘛，批评、撤职、杀头都应该，没有什么好说的。
中共开国元帅徐向前（图源：VCG）
我军重返倪家营子的第二天，马家军的围攻又开始了。因这里已被敌人洗劫一空，许多屯庄的围墙、房屋仅剩断垣残壁，给我军防御造成极大困难，部队的伤亡越来越重。经七昼夜血战，待援无望，军政委员会一致决定再次突围，沿祁连山向东转移。
我们不断向党中央告急，请求速派援兵支援西路军。但这时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已进入“拍板”阶段，和平协议，即将达成。一着不慎，就会给蒋介石以借口，破坏和谈，挑起内战，危及全民族的生存。所以，对于救援西路军一事，党中央左右为难，总是尽力争取通过谈判途径得到解决，万不得巳时方可诉诸武力。鉴于西路军已面临覆灭危险，党中央除紧急指示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等同志，强烈要求蒋介石令二马停止军事进攻外，三月二十七日决定组成援西军，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准备增援西路军。中央指出，增援西路军极为迫切，但必须服从两条原则：（一）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动时，由周恩来即告知蒋介石的谈判代表顾祝同，请其谅解。如蒋介石令二马停战，援西军即中道停止，将部队位于西峰、镇原、固原地区。（二）不使增援军又陷于困难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方面的谅解而我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附近的一段，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增援军不可西进过远，以免造成更大困难。由此可见，援西军的组成，带有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的性质，它的行动，以不影响和谈大局为限。据说那时有入主张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出兵临夏，西宁，吸引马步芳主力回援，以解西路军之危。中央也曾考虑过，但因受和谈问题的牵制，未能实现。三月五日，军委命令援西军从淳化、三原出动，向镇原方向开进。但这时，远在三、四千里之外的我军，已经战斗到弹尽粮绝、精疲力竭的地步。援西军出动，远水解不了近渴，西路军败局已定，大势去矣！
我们从倪家营子再次突围而出，进至临泽以南的三道流沟地区，又被大批追敌包围。援西军出动的消息，鼓舞我军与敌拼杀，力挽狂澜。血战五昼夜，被迫于十一日夜间突围，沿祁连山边的戈壁滩进入梨园口，准备向山里转移。梨园口是入山的口子，三面环山，中间有些民房。部队刚到那里，敌骑兵即跟踪而来。祁连山的山头，一般坡度较大，不象四川的高山，一壁千刃，险不可攀。敌人的战马，一个冲锋就能跑到山顶，上山下山，如履平地。我九军为掩护三十军展开，拼命与敌争夺梨园口两侧的山头。指战员杀红了眼，光着膀子，拿着大刀，和敌骑兵肉搏。不到半日，我九军仅剩的两个团约千余人，绝大部分拼光。军政委陈海松、二十五师政委杨朝礼等一些领导干部，均壮烈牺牲。伺后，敌倾其全力向我三十军阵地压迫。为掩护总部机关和伤病人员安全向山里转移，三十军指战员前仆后继，顽强与敌搏击。梨园口内，战马嘶鸣，白刃交加，血肉横飞，战况极为惨烈。当天，我二六四团全部拼光，二六三团也大部损失。
十二日，中央电示：为保存现有力量，西路军一是冲向蒙古边境，一是就地分散游击。我们率西路军仅剩的三千余人，边打边撤，十三日进入山里的康龙寺地区。翌日，敌追兵又至。我担任掩护任务的二六五团和二六七团，与敌血战一场，又遭重大损失。我总供给部长郑义斋、八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张卿云，不幸牺牲。
这个时候，掌握部队最关重要，但也确实困难。部队被敌人冲得七零八落，收都收不拢。我们能够直接掌握的，仅有三十军一二千尚成建制的战斗人员，其余大都同指挥部失去联系，独立作战。马敌熟悉地形，运动快，兵力多，不少分散的红军力量，均被敌各个消灭。我们的妇女独立团，就是在与总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遭敌重兵包围，而全部损失的。她们临危不惧，血战到底，表现了中国妇女的巾帼英雄气概。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光辉业绩，将永彪史册。
我军从康龙寺地区边打边撤，退到石窝一带的山上，已是斜阳晚照时分。我在前沿阵地指挥部队打退追敌的最后一次进攻，还没喘过气来，就接到陈昌浩的通知，去石窝山顶开会。我到那里一看，剩下的师团以上干部，还有二三十人。部队吃了前所未有的败仗，大家异常难过。会上，陈昌浩宣布了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徐、陈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现有部队分散游击，坚持斗争。关于我俩离队的事，他可能和别的军政委员会委员酝酿过，但我毫无思想准备。我说：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陈昌浩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会议决定，西路军残部分三个支队就地游击：王树声率一路，约五连步、骑人员，张荣率一路，彩病号及妇女、小孩千余，李先念、程世才率一路，系三十军余部五个营及总部直属队，共千余人。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李卓然、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同志参加，统一指挥部队。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散会后，我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我拉着他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很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他要斗争什么呢？无非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如果我留下来的话，军心会稳定些，最低限度可以多带些干部到新疆去。后来，留下的三个游击支队，有两个被敌人搞垮。只有李先念那个支队，沿祁连山西进，经四十多天风雪转战，历尽千苦万苦，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种种困难，终于抵达新疆，保存下七、八百人，受到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热情迎接和慰问。李先念同志受命于危难时刻，处变不惊，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这是很了不起的。
我和陈昌浩同志是三月十六日启程东返的。开始，由陈明义、肖永银带了个警卫排护送我们。快走出祁连山时，为减少目标，留下他们就地游击，只剩下我和陈昌浩及一名保卫干部同行。第二天，那个保卫干部失踪，听说是碰上马家军，当了俘虏。
我和陈昌浩走到大马营一带，天已擦黑。转来转去，找到个屯庄，就在老百姓家里住下来。那家户主大概姓于，汉人，业医，湖北人。家里人来人往，和周围居民的关系不错。陈昌浩也是湖北人，碰上了老乡，格外兴奋，有了安全感。我们吃了顿饱饭，就睡下了，睡在一个炕上。我对陈昌浩说：明天早点起来，好走哇！他答应得很痛快。可是次日拂晓前我喊他起床时，他变了卦，说：太累了，休息几天再走吧！我想，他有老乡掩护，住几天没关系，我不行，得坚决走。就说：如果你不想走，就留下住几天，我的口音不对，在这里有危险，得先走了。他表示同意，我便匆匆离去。
归心似箭的我，孑然一身，形影相吊，沿着祁连山边的戈壁滩，大步流星，昼夜兼程。那时，我几个月没刮胡子，好些天没洗险，穿着件羊皮袄，打扮成羊倌模样。沿途找老乡要点吃的，倒没遇上麻烦。经永昌至凉州地带，碰上了我们的特务营长，外号叫曹大头，跟我一路走。经土门、景泰，到了黄河渡口，坐羊皮筏子渡河，直奔打拉池。打拉池是个小镇子，有些店铺。我们找了个旅店住下。我用金戒指换了身棉袍穿上，象商人，又象教书先生。给曹大头也换了套衣服，打扮成伙计模样。这里已不属马家军的统治地盘，归邓宝珊管，离陕甘根据地不远，我心里稍微踏实了些。
翻过六盘山，走到平凉，住了一天。那天国民党队伍正往西开，城里乱糟糟的，气氛有点紧张。我在书店里买了张地图，赶紧找个旅店住下，关起门来看地图。因怕敌人搜查，觉也没睡好。离开平凉城，—路向东走，路边有个农民摆摊子，卖小吃。我们买了点吃的，边吃边和他啦呱。后来我问他：你们北边的山上住的什么军呀？他说：是红军。这下我就有了数，吃完东西，赶紧往北走。到了小屯，见到耿飚、刘志坚同志。悲喜交集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第二天，刘伯承同志派人把我接到镇原援西军总部。我们谈了些西路军和援西军的情况，他就安排我去休息。那时我疲劳得要死，好象浑身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都耗尽了，只想好好睡几天觉。
在镇原休息了两三天，同任弼时、杨奇清一道去云阳。路上，汽车翻到沟里，我头部被撞破，他俩没事。至云阳，见到彭德怀、左权同志。那时，彭德怀任红军前敌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左权是参谋长。因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已初步达成协议，局势稍微缓和了些。彭德怀他们，向我介绍了些西安事变的经过情形，我也讲了些西路军艰难转战的情况。任弼时听后，叫我写个文字材料，我写后交给了他。另外，还将从西路军带回的十多个金戒指（组织上给我的路费），全部上交给彭德怀同志。没住多久，我的牙疼发作，便又去西安拔牙，住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周恩来、林伯渠、谢觉哉都在西安。草地一别，恍如昨日。周恩来同志已剃去了长胡须，神采飞扬，显得格外年青。他们待我很好，百忙之中仍经常问寒问暖，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使我很过意不去。西路军的情况，我向恩来汇报过。他很关心被俘和失散人员的命运。他和谢老想方设法营救被俘指战员，费了不少心血。大概是七月间，我和恩来一道回延安。我们坐的是国民党的战斗机，每架飞机只能坐一个人。周恩来的飞机先起飞，在前面，我那架后起飞，在后面。飞了一段时间，他的飞机就没影了，和我们失去了联络。我这是第一次坐飞机，头晕得很。那个国民党驾驶员向我问话，我听不清楚。他便写了个条子：我们飞到了什么地方？这下可把我给憋住了，因为我没到过陕北，哪里晓得这是什么地方呢？又飞了一阵，转到延河上空，我让他沿着河飞，顺川而上，发现了飞机场，降落下来，才知道是延安。下飞机后，发现周恩来的—电机还没到，我对迎接人说：这下可遭了！大家都很着急，怕出事。不多时，西安来了电报，说他那架飞机迷了路，又转回西安去了，大家才松了口气。
刚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见了我。他简单问了问西路军的情况，我如实作了回答。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话使我很受感动。张闻天见到我则不同，责备了一番，我没吭气。打了败仗嘛，批评、撤职、杀头都应该，没有什么好说的。
陈昌浩同志的下落不明，我很担心。曾向毛主席建议，再派人找一找，毛主席也同意，但一直没找到。抗战开始后，陈昌浩回到延安，我们才知他在大马营那位老乡家里，大病一场后，转回湖北老家，直至抗战爆发。等他回到延安时，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早已告一段落。
回顾历史，既容易，又很难。说容易，是因为历史上的事，自己亲身经历过，写出来就行。说难，则是因为你经历过的东西，不见得就是全面掌握和深刻理解了的，不仅需要大量历史资料的印证、补充，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分析，去概括，得出合乎历史本质内容的结论来。历史现象纷繁复杂，蛛网交错。要实事求是，忠于历史，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达到借鉴过去，教育后人的目的，很不简单，是要花力气的。西路军的问题，也不例外。
西路军的两万多人，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回顾这段历史，确有“不堪回首话当年”之叹。我是西路军的主要指挥者，这支部队的两个主力军（九军、三十军），又是我和其他同志从鄂豫皖带着发展起来的。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余痛在心。下面，我想把西路军失败的主要教训作些探索，以慰先烈，以戒自己，以鉴后人。
如前所述，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广大指战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披坚执锐，喋血奋战，历时近五个月之久。先后共消灭马家军二万五千余人，在战略上起到了有力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作用，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西路军为什么终于惨遭失败呢？
第一、任务问题
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因素。
孤军外线作战，任务不定，迟疑徘徊，实为兵家之大忌。而西路军的情况，却恰恰如此。先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北进，鏖战一条山，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共取宁夏；继则放弃这一计划，独力西进，准备打通新疆，再又停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建立根据地，复则根据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后明确执行西进任务，刚至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继复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部队刚从倪家营子突围而出，东进不远，却又奉命“固守五十天”，折回原地坚守待援；如此等等。西路军的任务飘忽、多变，虽与风云变幻的全局形势有关，但不能说毫无战略指导上的失误。结果呢？造成了西路军孤军深入河西走廊，长期遭敌重兵围困的被动局面。疲兵屡战，有耗无补，进退失据，一筹莫展。这对西路军的有限兵力来说，无异具有致命的性质。
西路军是整个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全盘战略上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毫无疑义，部队的一切行动，均应服从和服务于策应河东红军与友军的全局需要。但是，如何策应才更符合实际情况，更有利于全局发展，则值得研究。苏联当时应我党要求，为支援我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准备了大批武器，待红军去取（后因西路军失败，才将这批武器转交盛世才的军队）。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再进一步说，西路军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开战局，控制河西地带，那就不单是一时策应河东局势的问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亦必将发生积极的影响。八路军就不止编制三个师。盛世才后来也不一定敢叛变，叛变了我们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可惜的是，当时在西路军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致使西进的战机完全丧失。西路军的行动，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这样虽对河东的红军和友军，起到了一时的策应作用，却毕竟招致了西路军覆灭的不幸结局。
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不切实际的。且不说河西走廊的地形、民情如何，仅从西路军面对优势敌人的不断围攻来看，就缺乏建立根据地的起码条件。部队刚刚进入河西地带，四面受敌，防不胜防，整天同马家军血战，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呢？创建革命根据地，离不开两个基本点；一是消灭敌人，站稳脚跟，二是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前提是消灭敌人，否则，便谈不上发动群众。毛主席说过：“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毛泽东军事文选》第八十五页）对西路军的要求有悖于此，仗还没打胜，就令一屁股蹲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行得通吗？事实说明，压根儿就行不通。规定任务，必须权衡主客观条件，从实际出发，有一定的限度。“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的道理，就在这里。只看到主观需要的一面，忽视了客观可能的一面，硬要部队去承担其无力承担的任务，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第二，战场主动权问题
战场主动权问题，关系重大。两军对阵，它是决定双方胜负存亡的关键一环。“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和被打败的危险。”（《毛泽东选集》第四〇一页）西路军的失败，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一般说来，外线进攻的部队，制敌机先，首先就处于主动地位。如果不是在驾驭战局中发生带根本性的偏差，是不致完全陷于被动，一败涂地的。西路军渡河之初，河西“四马”猝不及防，慌乱不堪。我不论北进宁夏或西进新疆，均稳操主动权在手。那时是敌人被动而不是我们被动，是敌人畏惧我军而不是我军畏惧敌人。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西路军便转入被动挨打的地位，直至最后被消灭。这种变化，正是丧失战场主动权的结果。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的外线进攻，历来强调依托根据地，实行战役战斗的速决原则。实践证明，这是我们争取和保持作战主动性的有效手段。西路军则恰恰相反，不仅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敌军腹地，且旷日持久，与敌鏖战。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左右回旋不好回旋，企求援应没有援应。这样，还有什么战局中的主动地位可言呢？违背了外线进攻作战的基本原则，丧失主动地位，一点也不奇怪。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进行战役战斗，历来重视集中兵力，形成拳头。而西路军担负的任务及所处的地形条件，却使兵力的集中，受到极大限制。开始，我们对马家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有轻敌思想，西进时兵力不够集中，古浪一仗吃了亏。“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然而，当此之时，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摆在面前，压倒了一切。我们想集中兵力，事实上却集中不起来。河西走廊是条“弄堂”，地势狭长，堡寨稀疏，走上几十里地，见不着一户人家。每个堡寨，一般顶多能够容纳一营的兵力，堡寨周围，尽是荒凉的戈壁滩。两万多部队停下来建立根据地，要占据地盘，要吃要住，能不分散吗？这样，就在从山丹到凉州的三百多里地段里，拉成了“一字长蛇阵”。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打齐进’，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形条件相矛盾的。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垒，就地坚持。要想集中兵力击敌，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真比登天还难。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主要靠什么作战形式去争取主动，消灭敌人呢？不靠别的，靠的是运动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诱敌深入，声东击西，“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出敌不意，飘忽击敌，等等。这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是变被动为主动，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主要法宝。而西路军却固守一地，不进不退，被迫以阵地防御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敌攻我防，死打硬拼，打得赢得打，打不赢也得打。敌人处于内线作战地位，骑兵多，运动快，熟悉地形，能边打边补充，无后顾之忧。我们则完全相反，外线作战，人地生疏，子弹打一颗少一颗，要兵员没兵员，要补给没补给，要援应没援应。旷日持久下去，捉襟见肘，精疲力竭，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象这种打法，焉能不败？！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形成了近战、夜战、奔袭、伏击、迂回、猛打猛追等战术特长。扬长避短，才能百战百胜。但西路军受制于任务、地形、作战形式和骑兵为主的作战对象，使这些战术特长，无从充分发挥，以凑奇效。就拿对付敌人的骑兵来说，我们一无机炮火力，二无伏击阵地，三无大量骑兵。优势装备的敌人，瞬间蜂拥而至，倏忽一啸而去。你想打个歼灭战，谈何容易！敌人进攻，我军多用大刀同敌拼杀，消灭一个骑兵，往往要付出两三人的伤亡代价。敌人败阵后一溜烟跑掉，我们干瞪眼。你用小部队追击，人家能杀“回马枪”，用大部队追击，阵地就保不住。“虎落平阳被犬欺”。我军的战术特长失去用武之地，优势难以发挥，受制于敌，便是在所难免的了。
凡此种种，都是西路军丧失战场主动权的根由所在。
第三、机断专行问题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古话，指的就是军事指挥上的机断专行问题。寓于其中的经验教训，不知是用多少人的流血代价，才换来的。对于一支独立作战的军队来说，指挥员能否根据作战任务和战场情况，机断专行，灵活制敌，往往能对战局发生决定性的影响。战场实际纷云复杂，千变万化，许多重大问题，要靠身临其境的前线指挥员随机应变，“先斩后奏”，果断处置。驾驭战局，指挥战争，如果不敢从实际出发，独立判断情况，定下决心，而是翘首望天，——切唯上，这叫盲目性、机械性。要想不受战争实际的惩罚，是不可能的。
西路军的失败，与战场指挥上的缺乏机断专行，密切相关。造成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西路军虽担负着一个独立作战方向的战略性任务，但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级指示去办。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东就往东，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硬要下面贯彻执行。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古人说：为将之道，“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苏洵；《Jb术》）这话很有道理。所谓“理”、“势”、“节”，指的就是全局性的东西。指挥员驾驭一个独立作战方向，不了解全局形势，不明白局部战争同全局战争的关系，打的便是糊涂仗。难免如坠五里雾中，晕头转向，缩手缩脚，无所适从，岂有应变自如，“不屈”、“不沮”、“不穷”之理？
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对西路军的行动，能起“拍板”的作用。但是，这个同志的精神状态，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后见共产国际不承认张国焘的那一套，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包袱沉重，不易解脱。他曾向我流露过：南下的事，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陈昌浩同志愿意改正错误，紧跟中央，无可非议，但是，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决不允许夹杂某种个人得失或山头主义的情绪在内。党内斗争嘛，谁能一贯正确？犯了错误，该检讨就检讨，该工作就工作，没有必要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至于敌我力量对比如何，战场实际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应向上级反映，哪些事关全军命运、战局胜负的问题需要机断处置，则一概置诸脑后。我们之间的两次争论，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不仅不反躬自省，反倒要对我“开展斗争”哩！结果，使西路军失去战机，作茧自缚，步步被动，直至不堪收拾。我作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是很深刻的。
西路军的失败，发生在西安事变后的复杂历史关头。这也是蒋介石利用和谈，玩弄两面手法，乘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所致。事实证明，想通过谈判，要蒋介石制约二马，保存西路军，是不现实的。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放在依靠自己、依靠人民的基点上。“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毛泽东选集》第一〇八〇页）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使然。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西路军的失败，虽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过渡时期遭受的一次严重挫折，但由于党的全局路线是正确的，因而终于冲破重重困难，赢来了全民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崭新局面，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一个伟大斗争时期的新曙光，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英勇红军，将在民族革命斗争的烈火中，经受更为严峻的锻炼和考验，领导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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