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五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七十周年。国内外各地都有纪念活动。我住在美国，新泽西。在那些中国超市里都有一些供人免费阅读的中文报纸，我会不时的拿来扫一扫。一天，我看到一篇纪念芷江机场受降的文章。一下勾起我的回忆。我看先父历次运动的交代材料和他的履历中都有“坦白”，他为当时的民国政府修了芷江机场。当时民国政府为了方便管理，他被授予空军上尉军衔。因文革，“公安六条”中定国民党少校军衔以上者为黑分子，按当时军种分，他的空军级别对比陆军级别要高三级（其实并不是职权高，一定是军饷高），于是就入流（六条）为反动军官。据说（不确切），他还有一把“中正剑”，一解放就上交了。
我上网打入“芷江机场”和父名，发现，凡是言及机场修建，均涉及先父。他是芷江机场初建时期唯一的工程师，从勘查开发，设计到施工建设都是他一个人做的。这事与我有点儿不可思议。对于我爹，用句不恭的话说，我一直认为，他的一生经历乏善可陈，乏恶可述。于世间，平平澹澹，讲究馔肴，乐于周游，但与世无争，兢兢业业于平常，而无对大业的努力。可如今，这事说起来，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那时他年仅廿六岁，自沪圣约翰大学土木系毕业五年，就受全国航空委员会的指派（委员长为蒋介石，秘书长为宋美龄，办公厅主任是周至柔—时为空军司令），先是，配一专机和驾驶员（教练机，驾驶员杨中兴），独自飞往中国北方各地，勘查和选建机场场址，准备为对日战争所用。后又被派往芷江独自筹备修建芷江机场，他不但是唯一的技术人员，几乎也是唯一决定机场建设的人。我还真无法想象，先父在我原来眼里的那样一种人，26岁时，也是呵斥风云的可圈可点热血青年（后面我会讲到如何热血）。我们，惭愧得很，26岁上下还在为自己的将来打拼钻营，父辈已经为这个国家做事了，且是做大事。
他的这一经历，我虽知道，但没甚印象。这多是由于我对于是国民党历史，尤其是其抗战历史不很清楚。我所受教育中只知，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共产党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战斗取得胜利的。九一八后，国民党军队不堪日本人一击，甚至是闻风丧胆，一泻千里的溃逃，丢失了大片祖国江山。而共产党在平型关打了一仗，成为中国人第一次击败日本侵略者，阻止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无障碍侵略中国。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蒋介石下峨眉山摘桃，掠夺战争果实。然后又用电影告诉我，共产党用地雷和地道等民间武器歼灭敌人，而国民党始终在同共产党搞摩擦。那时，除了地雷战和地道战，就是李向阳和地道游击队，很少有共产党正规军的正面作战的电影。有几部新四军正规军的电影，《决战黄桥》和《东进序曲》，又都是讲国民党如何对共产党进行摩擦的事。
近几年来，国民党在对日抗战的角色和作用被民间挖掘多了，随着海峡两岸的交流，台湾的国民党抗日将领和人士以及现代历史学者对于共产党的一边倒说法给予了纠正，并呼吁对岸正视历史。自胡锦涛后，开始有了表述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的历史作用。
芷江机场是当年远东第二大机场（第一大的是南昌三家店机场，当时被日军牢牢压制不能起飞）。它是国际航空诸队的主要作战机场，陈纳德飞虎队和苏联飞机都是用此机场作战。正是因为这座机场在整个抗战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才使得国民党政府选定作为接受日本投降事宜备忘录签字地。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中旬，日本侵华部队总司令冈村宁次电请中国最高总司令蒋介石接受受降。蒋介石即电令冈村派人来谈受降一应事宜，指定日军向中国草签投降议书的地点为芷江。
8月15日，日本投降代表团由冈村的副参谋长，今木武夫带领下由湖南的常德乘机出发前往芷江。中途，几架美军战斗机加入，将他们“押抵”芷江机场。后，今木登车前往中国军队驻地，向中国总参谋长何应钦鞠躬递交了投降书草桉。
9月，在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举行了正式受降仪式。
如此，芷江成为日军投降的最初地点。这一事件，史称“首降”或“草降”。
国内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中，由于上述原因在台湾朝野的要求和呼吁下，芷江机场的纪念就比较突出出来了。当地政府还请了陈香梅女士（陈纳德遗孀）去芷江参加纪念活动。
芷江机场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的再议，就有了追探该机场的起始渊源的考虑。
这个机场原来就存在，很小，是军阀熊希龄的，他曾任袁世凯的总理。为了抗战，国民党政府前后三次商议在芷江修建机场，只有到了第三次，才落实到了行动上。
“1937年芷江机场开始扩建，土方工程达8000余万立方公尺，从湘西的11县征工，于1938年底完成，每日参加的民工最高时达3.5万人，航空委员会当时仅派工程师林泽群（父讳，作者注。下同）一人负责工程及技术方面，后加派黄彰任协助。”（录自“芷江旧事” 2014-03-22《一纸降书出芷江》）黄到芷江是开建半年多以后的事了。
此段有两处不敢确定正确与否。第一，每日参加的民工最高时，日达3.5万人，此难于想象。第二，土方工程达8000余万立方公尺，不知有这么多没有。
先父说：抗日战争起，我奉命去芷江修建机场。这个工程包括：飞机跑道，停机坪，隐蔽弹药库和飞机掩体。从勘探，选址，设计，施工，在技术上是由我一人负全责的。施工期间，向湖南省管理局借调若干监工，芷江航空站站长曾绍裘给我大力支持，会计于崇鼎负责财务事宜。当时征集民工7—8千人，移山头，填平洼坑，每填高40—50公分即打夯一层，最深有3—4米。填挖土有数十万立方米。由于工程紧急，在黄（彰任）先生接替我时，民工已逾万人，工程人员仅1—2人，辛劳程度，可见一斑。那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莅临视察，征集民工的专员席楚霖(此君后曾任长沙市市长，38年，长沙大火——又称“文夕大火”时在任)亲自督阵。该机场的建成，我们两人在技术工程方面负主要责任。
香港文汇报记者董晓楠 2015年8月8日在题为《数度修筑芷江机场 石碾成民工纪念碑》中写道：
“曾经家住芷江机场旧址内的85岁老人张重祯告诉记者，当年机场的修建工程很浩大，政府从麻阳、溆浦等周边14个县市徵调民工，一天上万人一起动工。「原来这片地都是山头、农田，坑坑洼洼的，当时也没有机器，挖土、运土、滚压都是靠人力。上百人拉一个三四十吨重的大石碾来回滚，号子声震天。」
“根据林泽群手记，当时洼地每填高40到50厘米，民工们就用锤子夯实一次，终日往复，很是艰辛。陈纳德也曾感叹：「这些中国人以蚂蚁噬骨的精神，平山整地。」
“民工们在过程中因配合不当受伤的状况时有发生，每天体力消耗很大却得不到补充。「当时县城的庵堂寺庙、宗祠会馆及居民的院子裡都住满了人，卫生条件极差，臭虫、跳蚤、蚊子特别多。」张重祯老人说道，「他们吃的都是糙米饭，菜也是醃製的，很不好。」后来，在坟墓迁移时，白骨乱抛，工地环境恶劣。1938年7月，瘟疫肆虐，民工每天死亡数十。当时芷江周边流传一句话「人到芷江，九死一伤」。
“而在恶劣的环境下，芷江不仅完成了2,000亩机坪及1,600米的跑道扩修任务，还修建了导航台、指挥塔、疏散道等工程设施。”
先父在谈到民工时说：他们自带粮食，住在工棚或农民家中。生活极为清苦。我工程处按每立方米20分（两角）付给。数量在测量图上注明。可是，这些钱却被各县率领民工的县委委员贪污了。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到芷江视察，有人告发了贪污事件，张主席竟没有通知我，便把工程处唐监工就地枪决。此事，他既未调查桉情，又未和工程处商酌，真正主贪污犯却未揪出来。我打抱不平，唐监工的确贪污法币20元，按理，罪不该死，法不至于被处死。我上诉给航委会负责人宋美龄和办公室主任周至柔。他们严令湖南省政府彻查。后来，终于在报纸上看到某县委委员被枪决。
后来，先父在机场未完工时就另有工作离开了。留下黄彰任坚持下去。
如前所述，之前，先父受全国航空委员会派遣，配备一架教练机和飞行员，独自到北方勘查和选建机场场址。先父喜欢集邮（但不热衷。幸于此，文革中抄家，所存邮票荡然无存，也未觉太痛）。这次，他在各地巡查之中，地方政府多有接待。他准备了一个集子，所到之地，专请所遇官员，知名人士签字留念。也算是集邮爱好的副产品。
49年，这个集子已被先父交给了“组织”。我只能展示我所有的影印件的一部分。其中有一幅先父像的漫画，他好像挺在乎这幅画的。他曾提起，这是叶浅予在一次山西省政府的宴会上给他画的。还有一幅是黄炎培和夫人所题。他的继任，黄彰任写了“任重道远，愿追随我兄前进”，机场工程督查，专员席楚霖(长沙大火时任长沙市市长)也有题字，等等。时值抗日之初，题字中可看出当时有志之士，知识分子砺精图志报国的精神气概。
（注：上帖，“理必求真”中多了个“踏”。但在其字右上方有两个点。经请教资深文人，方知，过去，在写帖子时，如写错，不得涂抹。只能在右上方点两个点。）
我之所以贴上一些题词，是让读者也感受一下八十多年前的热血青年的激昂气概，和拳拳报国之心。我认为，这些同样代表了家父当时的心情和感觉。
今天我在挖掘先父的生前轨迹时，有许多细节是完全崭新的认知，以前并不知道。但是这些事的存在却是我以前就知道的。从哪里知道的呢，是从他的历次向组织递交的“反动历史履历”和交代“解放前之罪恶”的检查里知道的。他对于上交的交待材料都留有底稿的。他一般多是用一种蓝色或黑色的复写纸，置于两张纸之间，笔写在第一张纸上，也就同时拓写在第二张上（不知此“拓”是否正确，北京话音“踏”，是不同于拓石碑字的方法。这种东西在四十多年前还是很常用的，只是现在像恐龙一样已绝迹了）。这种复写纸有单面和双面之分。双面，在拓写时同时印在第一张的背面和第二张的正面。单面，则只复制一面。我恍惚记得单面比双面的贵一些。我家都用的是单面复写纸。复写纸的颜色有蓝黑红三种，我们的基本上是蓝或黑的。我那时就认为，这样，组织就不知道我们自己还保留了一份“交待材料”。而且，像先父这样的老历史“污点”，从49年以后，已经“交代”了多少遍了。虽说，“组织”已有结论，但一有运动来就重提旧事。为了保持前后一致和防止任何在时间，地点和人物的遗忘，错位和溷淆，从而造成任何“不老实”，“隐瞒历史罪行”“欺骗组织”的可能，保存底稿是一明智之举。
49年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是逐渐领略到什么叫作政治生命，在此环境下的生命，其政治性是多么的残酷。先父这段国民党军官的历史，虽然仅仅是一年多，也是他历次运动的重点。后来，我稍微大一点的时候，记不清听家里人谁说的，在国民党里做事，也应分年代。比如说，国共合作时代就应有别于国共之争时代。先父这段历史正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蒋介石语）的万众同仇敌忾，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年代，也是国共的第二次合作的年代。但是，在49年以后的政治气氛下，不知父亲是如何考虑的，我们作子女的都是将此视为父辈的历史污点，是“对人民犯的罪”。不是说笑话，我们都庆幸父亲当时没有加入国民党。否则，那就更雪上加霜了。
那时候，一个人从上小学就开始有了政治。我记得很清楚，一年级，老师发了一张表格，表格里涵盖一个孩子的所有基本背景。我最深印象就是“家庭出身”那一栏。在一个七岁上下孩子的理解范围中，它意味着什么，一开始，我不知道，也没有意识它的严肃和严重性。后来，不几天，我理解了它的严酷和残忍。班上，一个女生的表格上未填出身，老师叫她回答自己是什么出身，她战战兢兢站起来说：“地，地，地主”。全班哄堂大笑。我也笑了。这个中的笑，不仅仅是她的口吃，更主要的是地主这个出身。这个出身在我们从小的政治灌输中是一个极为憎恶的角色，而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出身的后代与我们是同学，又是如此卑歉和低三下四。可后来，我也害怕在我身上出现同样的情景。我记不清第一次，填写的是什么，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因为家庭出身这一栏，我的表格被退回来，告诉说，没有这个家庭出身。后来，填的是“职员”。够中性的出身啊，真不知道这能说明什么。但是，这个“职员”出身跟了我一直到我出国。此出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介乎于红五类和黑五类之间，属于“红外围”类。这是往左靠，如果往右靠那就是“黑外围”。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有权力的嘴，上下一吧嗒，就可以把一个人，利用其出身，或捧上天，或压倒地下。
一个从七岁就品出出身要害的我，当然对于先父的为国民党做事的历史深藏不露。当然也绝没有任何动机和力量去挖掘他的“丑恶”历史。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对于中国49年以后的时光，河东河西的交错不止是三十年的统计和丈量。我认为，如果没有社会和个人的非正常环境的存在和非正常事件的发生，人的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是多少年，三十到四十年；人的一生最能发挥能量的是多少年，三十年。先父年轻时在国民党“统治”下做的抗日事，在49年以后，就是“罪行”，且当罪三十多年。其实，像先父这样事例的人，在中国大陆真是千千万万。但是，有先父这样的背景，经历和成就，还是相当独特和不凡的。先父，26岁，由全国航空委员会专配了一架飞机和驾驶员，在中国中原，勘察选址用于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场。接着，一人独领大任，修建机场。由于所建机场的地理环境适宜，有巨大的机场坪（据说，现在的芷江机场要比先父所建的老机场小得多），所以，该机场在抗日战争中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建立了卓越的功勋。由于这座机场在整个抗战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从而被国民政府选为日军向中国草签投降协议书的地点。
由于当前的两岸的政治局势需要，双方互动的趋势愈来愈趋频繁和现实。加之二○一五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七十周年。二战是世界史上最大的人类战争。这场战争最后以正义压倒了邪恶，人民战胜了败类而结局。在全世界共同庆祝这一伟大的胜利时，两岸人民一样对于中国的八年对日抗战历史进行了深刻的追忆和缅怀。在此形势下，芷江机场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历史丰碑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先父作为机场的创建者，必然会有提及。如一开始所述，在网上搜索芷江机场和先父的名字，一些有关资料就跳了出来。令我惊讶的是还有一部有关描述先父这段历史的电影脚本。但是，据国内朋友所述，在芷江， 所有有关纪念机场的正式官方的文物和馆所都未提及作为机场修建第一人的先父，倒是有先父的继任，黄彰任先生的记载。我倒认为此不足为怪，黄先生，是美籍华人，49年后，他到了台湾，曾做过航空委员会总工程师职。据说后来“下海”，在东南亚地区经商，事业有成，相当有财力。这芷江机场纪念馆的建设中，他一定是有所“贡献”，从而有了记载。过去，是因为一方政治，利用行政手段改变或忘掉实际的记忆，真实的历史；现在，熙熙攘攘，是一切皆为钱使然。想想那些为修机场而死去的民工们，他们的存在和消失，如同他们拖着的压路碾子下碾死的蚂蚁，身前身后无声无息。但，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成就了这个机场。
老子在其道德经里有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德”。意思是：“上德的人效法自然而不显露自己，所以显不出有德，而实际上有德。下德的人没有完全效法自然，有一些显眼的做作，显得没有失去德，而实际上无德。”----翻译录自网上。由此想起了老庄思想的“为”与“不为”。那就还是让一切归于自然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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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二月十六日
最近，去了一趟芷江，蒙芷江和平学院田院长接待，还是看到在飞虎队纪念馆内提及先父为修机场的工程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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