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女知识分子众多，但可以称为“先生”的，屈指可数，杨绛便是其中之一。
杨绛先生仙逝惹来陆港台三地追思（图源：VCG）
杨绛先生的仙逝令人想起那遥远却又记忆犹新的民国时代。本名杨季康的她，1911年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书香世家，适逢辛亥革命爆发，中国进入波谲云诡的时空，政局动荡反而令人才辈出，而杨绛的生平岁月，是中国“国破山河在”的绝佳旁证。
她在1943年开始用“杨绛”名字笔耕，取其本名“季康”二字的切音，凭其文采，一生著作甚丰。30年代邂逅一代学人钱钟书，并结下美好良缘，成为佳话。但两夫妇在文革期间惨遭批斗，受尽折磨和屈辱，直至文革结束后苦尽甘来，得以平反。其后爱女和丈夫先后去世，杨绛先生从此稳居北京，深居简出。
杨绛的文章恬淡而富有哲理，充满炙人的智慧，像《走到人生边上》中：“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这种对人世的洞察至今仍掷地有声。
现代史的一幅美丽图腾
事实上，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历史舞台里，虽然短暂，却人物竞秀，像闪烁的繁星般燃亮当时中国的黑夜。而且随着时代变迁，这些知识分子，已像恐龙一样成为灭绝品。皆因那时期的知识分子大多慈眉善目，虽然是最早接受西学的一代，但中学根基扎实，拥有与众不同的雍容气派，与经过“思想解放”后的那些学者，开口骂人是狗不是人相比，实有云泥之别。像梁实秋、丰子恺、林语堂、钱钟书、张爱玲等一串串为人熟悉、似远还近的学者和作家，一望就是，只有在民国时期的产物，并非新中国的产物。
叫人怀念的是，民国时期还有许多闻人伉俪，他们的爱情故事至今仍为人传诵，甚或拍成电影或电视剧，除了钱钟书和杨绛先生外，还有梁思成和林徽因、徐志摩和陆小曼、郁达夫和王映霞等，他们都构成中国现代史的一幅很美丽的图腾，虽然那时期的中国人是穷，但还讲礼数和尊重。这些知识分子，不少在放洋留学后回国建设。应该说，相比起当时中国所谓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凌，中国人在洋人身上学会东西更多。
民族气质与时代风气
《文心雕龙.物色篇》：“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说明四时变化与人心灵触动的关系。同理，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和气质，与时代的风气也息息相关。这从中国人的取名烙上字刻划着不一样的的世代印记中，可见一斑。梁漱溟、程沧波、周作人、林语堂、钱钟书、杨绛等一众民国知识分子，一看便是书香之士，传统中国文化意味浓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少中国人以小兵、大兵、建红、援朝等取名，正正体现了受时代政治影响的民族气质面貌。
相信杨绛先生的离去会惹来中港台三地的追思，但在追思的同时，是否应该直面像杨绛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被当成敌人迫害的遭遇，并予以历史公道呢？适逢今年是文革50周年，文革号角尚未走远之际，再有一个知识分子离开，那就更应该值得我们去反省，并非对其文革被迫害的历史只字不提。这样去反省文革，恐怕只是夜行人吹口哨。毕竟我们亏欠杨绛先生等知识分子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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