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政权里，虽然不少地痞无赖，但并非全是乌合之众。不少伪政府官员，在民国中属于“上流人物”，这些人文化水平都不低，多有一技之长，甚至才华横溢，俨然属于“一流汉奸”：王克敏、梁鸿志、周作人、胡兰成。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图源：新华社）
20世纪30年代，日本全面侵华开始后，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战线拉得太长，战争如何结束？一旦拿下整个中国，不到百万日军如何管理四亿人口、地大物博的硕大国家？
吸取蒙古帝国与八旗铁骑统治中国的经验，他们当然就想到了寻找代理人这一招：以华制华，组建汉奸政权。当时日军有个少将叫喜多诚一，是个著名的“中国通”，七七事变后他执掌华北特务机关，主要任务就是在中国境内策划汉奸政权。他将寻找大汉奸的目光锁定到三种人群：
1.曾任民国担任总统、总理等要职的“一流人物”；
2.素无祖国观念，又无抗日言行的人士；
3.对中国国民政府强烈不满者。
按照这个标准，他左拉右抱，取得一系列“成果”。
自九一八事变日本进占中国东北，到1940年日军占领中国半壁河山，日军的占领区内，出现了大量与日本人合作的中国“名流”，他们前前后后建立了多个“儿皇帝”政权——
“满洲国”。1932年3月建立，“元首”系清末代皇帝溥仪。“首都”长春，“领土”包括东三省、内蒙东四盟、河北承德。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5年10月建立，主席殷汝耕，政府所在地通州，“领土”包括河北大部及京郊地区。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7年12月建立，主席王克敏。“定都”北平，辖华北四省两市。
“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38年3月建立，“行政院长”梁鸿志，“首都”南京，下辖苏、浙、皖3省和宁沪2个“特别市”。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1940年3月建立，“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定都”南京，合并“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虽标明系“中国中央政府”，但实际管辖区域只限江苏、浙江、安徽、上海三省一市。
以上这些“政权”，除“满洲国”为满人遗老所建外，其余均为汉人创立，统称“汉奸政权”恰如其分。
值得留意的是，在这些“汉奸政权”里效力的人数惊人。抗战结束后，经过中国军方统计，本土伪军数量为118万人，而这还不包括伪满洲国和伪蒙古军当时的40万军警，如果再加上各省县伪地方政府武装，逾200万伪军恐怕不虚。
这个数量，几乎超过在华日本军队的数量两倍。
除了数量，还有“质量”。汉奸政权里，虽然不少地痞无赖，但并非全是乌合之众。不少伪政府官员，在民国中属于“上流人物”，这些人文化水平都不低，多有一技之长，甚至才华横溢，俨然属于“一流汉奸”。
譬如“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精通日语与外交。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主席王克敏，晚清举人出身，精通财政金融。
至于“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负责人梁鸿志，京师大学堂毕业，小时候便以“神童”闻名，以“东坡”自居。擅写政论和“政府工作报告”，入仕后成为历届政府“秘书长”专业户。而日本人来了，终于让他当上了政府“总理”——“行政院长”。
“一流汉奸”里，还有不少大名鼎鼎的作家——周作人，擅长写作，尤其散文。日本东京大学就读，北京大学执教。日本人来了，做了伪中华民国政府大吏，主管教育。
胡兰成，民国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丈夫。擅长写作，精通书法。日本人占了南京，他也跑到伪政府做事，被委重任，主管宣传。
这些“一流汉奸”，确属“人才”，可为什么当汉奸？
说起来，有些汉奸的形成是可悯的。
比如周作人。原本也是个有民族气节的文人。他曾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干将，推崇个人主义，追求理想的新生活。他也曾是一个爱国者，青年时在上海外滩公园门口看见“犬与华人不能入”的招牌，他激愤不已；“九一八”事变后，他力主武力抵抗日本侵略，公开批判日本是法西斯政权。
但是，这样的周作人，却因为“生活所迫”，改变了民族立场。“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很多北方学者文人纷纷南下，而周作人因家里人口太多（共有19人），行动不便，滞留北平没有南下。
他想在沦陷区安静地教书读书。但他失业了，随着生活的日益拮据，他支持不住了，终于应了外来统治者的聘。在日本人统治的“体制内”，他重新就业后，得到了一连串要职——先后担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伪教育总署督办，伪北平图书馆馆长，伪华北作家协会评议会主席，到后来，他主动谋求伪国府委员一职，因为后者“工资高”，可以多拿一点薪水。
随着新老板给与的锦衣玉食，他的民族气节已随风而逝。1942年12月9日的阅兵式上，周作人头戴日本战斗帽，身着日本军装，俨然“二鬼子”，一代名仕的礼义廉耻消逝得无影踪。
周作人这样的汉奸，值得悲悯，但却不值得肯定。因为当时沦陷区困难的文人多了，很多人宁可丢命都不投敌，何况丢饭碗就降？所以，终究可鄙。
更可鄙的是，这些“一流汉奸”的工作性质。他们都干了什么？
主要干两件事：一是帮日本人打中国人；二是替日本人洗中国人的脑。
说得再简练点，就是“帮凶”“愚导”。
我们在抗日片中经常能看到，每逢“鬼子进村”，总有伪军如影相随，比如对一个村庄进行扫荡，往往是“一百个鬼子，二百个伪军”开拔过来。这说明协助日军作战的汉奸军队，数量远超过日本占领军。比例大约超过1：2。什么“治安军”“皇协军”“和平建国军”，这些汉奸武装五花八门，非常卖力地镇压反抗外敌统治的本族人，实在是为日军在中国站稳脚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除了帮日本人打仗，还要帮日本造势。因为汉奸中的文人，是不能上战场的，他们领日本人发的薪水，主要任务是替日本洗中国人的脑，教本族人“数典忘祖”。
当时中国沦陷区的各个伪政权，都实行日本“钦定”教材。地理只讲“本国地域”，不讲“中国全境”。比如“满洲国地理课本”，只讲东北三省和内蒙东三盟的地貌。历史课本也是如此，只讲“靺鞨、高句丽”还有“辽、金、前清”等游牧民族历史，绝不提汉民族历史，意图使东北与中国广大地域、五千年华夏文明隔断。
并且，这些伪政权的语文课本，还一再宣扬日本神功，是日本帮助黄种人从本国腐朽政权及白人殖民统治下的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天照大神”“天皇陛下”对中国“皇恩浩荡”。俨然，日本天皇成了泱泱五千年华夏的“神灵”“太上皇”。
汪精卫组建的伪中华民国，在“愚导”方面也是不遗余力。他们制定的“国定地理教科书”，顺着日本“太上皇”的意，直接将东北划出“中华民国”版图，“国定地理教科书”则将东北的历史朝代划分为：肃慎、扶余、高句丽、辽、金、元、清，只字不提汉民族，为“满洲国”存在合法性制造“史证”。
他们的所作所为，哪有本民族的起码自尊？其不齿之为，只有这样一句话可批注：无骨汉才终为奴。
没有骨头的人，即便不是酒囊饭袋，即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也终究是当奴才的命。没有骨头的人物所表现的“才能”，充其量是“家奴本领”。
历史上，汉民族一次又一次被少数民族征服统治，但总有一些“识时务者”，事后津津乐道先人同化外族之功。关于此等同化，我以为应属“精神胜利法”的一种。譬如清兵入关，接受汉化，但可曾改变满清权贵统治压迫汉族的格局吗？这好比一个家长向家丁学门手艺，但主与奴的关系并没有改变。作为“师奴”，有何沾沾自喜？
抗战中的“一流汉奸”，也时常为流逝的气节辩解，他们常挂嘴边的，是“曲线救国”这块遮羞布。对此他们大言不惭，以为“救国理论”，其实那不过是“无骨文化”对“同化之功”又一次现眼臆想。事实证明，那些无骨的“一流汉奸”无论怎么“才艺表演”，到头来，也只能给本民族平添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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