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四」二十七周年到来前夕，由丁子霖教授发起并始终参与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一如既往，再次向当局提出公开正面的抗议和要求。令人唏嘘的是，为死难亲人公开发声的近二百位难属中，已有四十一位先后离世，其中包括丁子霖教授的老伴蒋培坤先生。然而，这个人数极为有限的民间互助群体，却仍令中国政府如临大敌。官方在「六四」前夕再次增加警力，限制「天安门母亲」成员们的自由。「天安门母亲」成员们在百般压迫下发出的微弱声音，直接威胁到貌似强大的中共政权，从根本上挑战着当权者的统治合法性。这再次证明，历史的正义，属于「天安门母亲」等坚持纪念「八九六四」的人们。其中的关键，正是八九民运和「六四」抗暴的真谛，呈现在香港支联会历年不变的要求当中：惩办屠城凶手，平反「六四」；结束一党专政，还权于民。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抗争震惊世界，也见证了两岸三地之间前所未见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六四」镇压之前，已有台湾音乐界倾力合作的歌曲《历史的伤口》问世，呼吁「让世界都看见历史的伤口」，表达「永远不忘记」的决心和愿望。如今，这首歌已成为香港和海外各地每年「六四」纪念集会的一个保留曲目，其象征意义远远超出参与歌手之后在个人选择上的变化。中国走过一九八九年，留下创痛巨深的「历史伤口」，谎言和暴力层层遮蔽，却始终无法愈合。事实在于，一九八九年因胡耀邦逝世引发的大规模抗议运动，曾波及全国一百多个城市，直接参与的高校师生超过百万，市民更是不计其数。这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绝非人为控制就能彻底抹煞。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集体记忆，绝不会局限在一代人心目中。只要当年拼死争取的政治民主权利仍然没有实现，人们心中永远会对中共政权的统治正当性抱有怀疑。而且，没有人能够阻挡这种怀疑在青年人当中，一代又一代持续传布。
谎言和暴力的遮蔽确实十分严重。多年来，中共政权以各种手段管制新闻媒体和网络社群舆论，一方面以国家暴力机器打击自由发言的个人，特别是打击那些在茫茫人海中寻求同道相互支持的人们；另一方面，又投入巨额资金设立大批官方「舆论导向」职位，用人海战术在涉及社会价值的公共议题上混淆是非搅浑水。政府主持的管控系统，公然以威逼利诱为标准手段，以维护现行体制乃至现任官员为行动目标，对社会价值和民族精神造成的伤害影响深刻而长远。在这种恶劣氛围中，不但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及抗暴仍然是民众无法公开谈及的话题，而且越来越多的公共议题成为禁区。这两年舆论环境尤为恶化，那些曾经转发香港「雨伞运动」和台湾「太阳花」学运信息的人也纷纷遭到关押迫害，就连中共曾主导公开检讨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也再次成为讨论禁区，只有《环球时报》一类的官方八卦风格小报能够任意歪曲事实丶模糊是非判断而不受追究。
但时间的积累也让我们扩展视野，见证世界范围的变迁和历史的纵深，了解不同人民的类似命运。韩国九十年代中期开庭审判前军事独裁首脑全斗焕和卢太愚，起诉两人当年发动军事政变和镇压光州起义，以及利用特权收受贿赂设立秘密账户洗钱数千亿韩元的重大贪腐。当时海内外华人就极为关注，纷纷将光州与天安门比较，看到民主化与重建正义的关联。八十年代末台湾解严，曾经被压制尘封长达四十年的「二二八」事件，不但再次进入公共舆论空间，得到平反，而且成为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过去十几年，「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每年举行「中枢纪念仪式」，都有在任总统出席悼念受难者并向幸存者及家属致歉慰问。更为震撼的是印度尼西亚一九六五年政变期间的大屠杀。数十万平民惨遭杀戮，军事独裁者苏哈托将其视为大胜之役。那些参与杀戮者，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津津乐道自己的「功绩」，并不觉得需要隐瞒，而受害者家属和幸存者，却不得不忍气吞声，至今仍承受普遍的社会歧视。美国导演奥本海默就此拍摄的两部纪录片，《杀戮演绎》和《沉默之像》，为世人揭示历史伤口的狰狞惨酷。其中的谎言和暴力，比起中共对待「六四」和天安门，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国际舆论和国内民主化压力推动下，印尼政府和军方今年终于开始公开面对这一页惨痛的民族历史。可以想像，从这里到彻底清查，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值得注意的是，当年追杀的主要借口是「反共」，而印尼历史上的共产主义运动至今仍属社会禁忌。中国媒体渲染中国崛起在印尼重新面对历史时的作用，不提「反共」，只说「反华」，完全无法解释面对在国际上惯于「在商言商」的中国，印尼已经废除了苏哈托时代的各种排华法令，为甚么在北京并未明言时还要继续追究真相。事实上，印尼国内推动变革的压力，更多来自于当年尚未出世的年轻一代。他们经历着民主化进程，在参与民族政治丶承担共同政治责任方面，比长辈有更强的自觉和敏感，是各种人权组织和社会运动的主力，也是持续呼吁追寻真相的主要声音。有理由相信，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中国。毛泽东当年以真理化身出现，到了文革后期，还是挡不住人们对基层党官作为真理代表的质疑，何况今日已经无法维持意识形态立场的习近平政权，党官指令换来的大多是虚文敷衍。有精力有想法的青年世代，不会满足于附和谎言，尤其不会在民主化前景将临时固步自封。
印尼人权组织正在呼吁政府设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历史伤口必须正视，才能得到愈合的机会。「六四」二十五周年前后，一些国内知识份子和海外媒体曾热衷于呼吁「六四」海外流亡者不要总是控诉抵制，要有「和解」和「原谅」的胸怀和心态；有些流亡人士也做出反响，表示「原谅」对「六四」镇压负有直接责任的邓小平和李鹏等人。这在我看来是很奇怪而且没有是非的提法。「和解」的主体应该是那些倒下的死难者，那些在狱中耗费了全部青春的所谓「暴徒」，那些坚持「真相丶问责丶赔偿」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还有那些已经沉默太久没有发声渠道的家属和弱者。流亡者当然也是受害者，而且每个受害者个体都可以也应该为历史提供自己那一份证言。但是作为个体，他们却没有资格也没有可能在真相澄清之前，代替他人翻过那一页血写的历史。对于「受害者」共名之下的群体，对于承受着历史伤口道义负担的整个民族来说，「和解」的前提必须是「真相」，是能够开放所有档案，由独立于政府的第三方进行调查，让所有受难者都能以自己的真实姓名得到有尊严的安放和纪念。
不接受谎言和收买，为死去的亲人要求最基本的人道，最起码的真相，这是「天安门母亲」群体坚持二十七年不变的诉求，也是生活中的普通人越来越意识到不可放弃的底线。天安门抗争期间社会上焕发出的向上精神，「六四」抗暴时爆发出的忘我丶牺牲丶互助，存留在人们心底。这样的精神超越世代丶种族丶宗教，在屠杀的恐惧渐渐消退之后，仍将困扰所有的亲历者和后来者，滋润他们寻求生命意义的旅程，为中华民族保有珍贵的火种。对此，奢谈「中国梦」的政客无法理解也不愿理解。即使只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不管中共政权换了多少届领导人，「六四」镇压都将是其负资产。只有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政体，实现还权于民，才能真正走向民族精神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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