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制度研究室前副研究员陈小雅，于六四事件二十七周年前夕，通过美国亚马逊自助独立出版平台出版《八九民运史》修订版，全书一百三十六万字。透过抽丝剥茧分析出当年阻挡坦克的“坦克人”王维林的真面貌，认为那极可能是戒严部队出于宣传需要而编排出来的。赵紫阳遭遇“信息蒙蔽”导致他对戈尔巴乔夫讲话内容成为“罪证”。王丹既联系着方励之，又“联系”着赵紫阳，因此成为第一号通缉犯，赵紫阳也因此被指控“支持动乱”本文选自2016年6月12日出版《亚洲周刊》第30卷23期，作者江迅。
1989年6月5日“王维林”阻挡坦克行进(图源：Reuters/VCG)
历史不应该忘记，忘记历史你就不知道从哪里来，向哪里去。当历史硝烟渐渐散去，历史长河中，有心人坚守一个信念，揭开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尽管时间终究会把真相“生”出来而水落石出，可这“生产”的过程往往一波三折，乃至险象环生。二十七年前的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尚有诸多真相被隐埋着。发现真相往往需要漫长时间。在“六四事件”二十七周年纪念日前夕，一部一百三十六万言的《八九民运史》修订版，由亚马逊全球销售，这部巨著揭开了那年的一些谜团。
这是一部关于“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的全方位著述，是陈小雅一九九六年出版的《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的修订本。新书综合二十多年来新披露的文献资料、作者的采访和研究，除介绍八九民运的历史因由和“八九六四事件”过程外，重点聚焦了一些公认的大案、疑案、悬案，探讨事发前后的朝野互动、高层博弈和民间竞争，并探讨其背后的隐秘，在诸多方面提出新解。
在书中，陈小雅对于当年震撼全球的长安街上“坦克人”王维林事件，有不同的分析。陈小雅在新书中说，这是戒严部队出于宣传需要而编排出来的。她认为，“坦克门”事件，很可能与当天下午发生的“刘国庚移尸案”、次日发生的“木樨地军民联欢案”一样，是当局刻意安排的。
陈小雅从各种摄像记录下的镜头中看到的场景，大体情况是这样的：首先，“坦克人”面朝方向，是天安门广场。换言之，他阻挡的是从天安门广场开出的坦克，而不是进入天安门广场的坦克：一名青年男子，身着白衣、深蓝裤，衬衫掖在裤子里，脚穿疑似“懒汉鞋”，面对一队坦克，十八辆五九式坦克而立。他一手提着塑胶袋，一手打着旗语，在将近十米的地方，拦住了最前面的第一辆坦克。那辆坦克的驾驶员似乎楞了一下，将坦克停下来，随后打右舵，打算躲开这个青年，跟随在它后面的第二辆坦克也随之改变路线。但青年左右移动着身体，继续阻挡坦克前进。那辆坦克在靠近青年二、三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在经过多次尝试后，第一辆坦克放弃移动并且将引擎关闭，而后方的坦克队伍也跟着将引擎关闭。青年向坦克走去，并爬上炮塔，与打开舱盖露出上半身的一位军人握手，彼此交谈了一阵子，结束谈话后，该名男子从坦克侧边离去。
陈小雅在书中写道，另一目击者称，打开舱门现身的军人是“坦克里的车长”。他打开自己的舱门后，还“向后头的坦克队伍挥手表示停止前进”。似乎他们之间不是透过无线电系统，而是透过手语完成调度。“之后第一辆坦克发动引擎并且准备往前行进，而在坦克侧边一至二公尺的男子看见坦克加速前进，便急忙跑上去并且再度挡在坦克前方。”“之后双方对峙了一段时间，先是一名骑着脚踏车的男子骑向坦克前方并且与男子交谈几句，之后两名身穿蓝色上衣并高举双手的男子也前往现场，接着便带着阻挡坦克的男子快步离开街道混入人群之中，而坦克队伍随后则继续向前行进”。上述场景，是现场摄影者留给受众的。像所有的“短剧”一样，它传达的意涵也十分清楚：其一，在那个血雨腥风的次日，一个弱小的青年，以孤独的身躯，成功对抗了象征专制暴政的强权；其二，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在面对民众的阻挠时，采取了极大的克制。显然，两种解说，歧义巨大。正因为如此，它究竟是一场精心编制和部署的“短剧”，还是偶发事故，就成了后人解读的关键。
二十七年后的今天，仍有多种历史解读观点，陈小雅却认为：首先，如图所示，“坦克人”所站立的位置在北京饭店贵宾楼、北京市政府大院和公安部大院的中间点，与这三地的最近边缘线大约都相距一百多米。与天安门广场边缘直线距离仅七百米。从镜头中，可以看到从金水桥延伸而来的昔日皇城红墙末端，老北京人都知道，此地名叫“南河沿”。该地周围居民，主要是国务院各部（委）和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干部职工及其家属，以及散落在院落夹缝中的昔日皇城根居民。
陈小雅认为，其二，在这样一个地域，外国敌对势力要安排一个反对性事件，而做到全身而退，不容易。“坦克人”作为本地居民的可能性极小。回想观看中央电视台播放这段录影的当时，她对“坦克人”的身份也作过一番猜测。她第一个想到的，是“北方交通大学”学生，因为他动作有度，似乎懂旗语。但事发路段空无一人，而北方交大在距市中心遥远的海淀，如果他是一名“学生”，在这个悲痛日子里，怎么会孤雁离群，一个人跑到这个与学校所在方向完全相反的地方来？其三，他的装束与连日来屐拉着拖鞋、穿着老头衫、短衣短裤阻拦军队的当地居民相比，显得过于正式，甚至堪称拘谨。特别是他把衬衣掖在裤腰内、将长袖袖口扣得一丝不苟、手提塑胶购物袋的形象，倒是与六月三日以来化妆进城的戒严部队战士有些相似。这些印象在脑海中聚集以后，“人武部”三个字便浮现于她的脑海。
陈小雅在书中写道：其四，也是最关键的因素，自坊间开始流传“坦克人”名叫“王维林”以后，她就开始怀疑。因为，这个信息的披露意味着这个人的身份是可以查询到的：既然名字都知道了，那么，所在学校、家庭住址、同学邻居、父母亲友，都是可以证实的。但是，直到今天，二十七年过去，除了“王维林”这名字外，一切都还是空白，这不合逻辑。不论他是英雄，还是被中国政府视为“犯了错误”的人，都没有必要隐藏这么久。他出来，不仅根本不会有安全问题，而且会受到国际社会的空前巨大关注和帮助。
陈小雅这部《八九民运史》，从初版二十万字到修订版一百三十六万字的过渡，不仅是二十年历史变化的凝聚，更是一种如读侦探小说般的发现和思考过程。
对戈尔巴乔夫讲话是关键
——在《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初版脱稿之日，陈小雅尚未读到赵紫阳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关于“六四”事件的自辩发言》。其中，他对戈尔巴乔夫透露“党的最高机密”的主观动机的解释，与外界，包括其战友的感觉反差巨大。陈小雅也从耿军和苏晓康两处得知，赵紫阳在走进会见厅时，劈头便问中央电视台记者：“是直播吗？”他的这一问话，与随后出现的“倒邓风潮”一起，致使运动形势急转直下。因此，这很像是一个主动出击。直到十八年后，陈小雅当面询问鲍彤，他对此事的解释与赵的口径完全一致，并给出了完美理由。陈小雅认为，鉴于其“同党”身份，仍然将信将疑。但李鹏《六四日记》的相关记载，令陈小雅得以推出赵、鲍这一行为的合理解释。（见新书中册第七章）
——吴国光曾撰文指出，邓小平一度“失踪”与赵紫阳“失权”的关系。这一判断可以受到杨尚昆相关回忆的支撑。但从赵紫阳的口述回忆录，读者根本找不到他对此有任何警觉，甚至他的秘书鲍彤还重复地从这位上司那里，听到“小平同志完全支持”的乐观消息。正是这位最不应该受蒙蔽的人遭遇的“信息蒙蔽”，导致了鲍彤起草的“对戈尔巴乔夫讲话”与客观实际南辕北辙的严重后果。（见新书中册第七章；下册第一章第四节）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外间不少人，包括陈一谘和万润南认为，严家其的《五一七宣言》，是把邓小平“逼到死角”，促使他作出“不怕流血，强行镇压”决定的“关键性”事件。事实是，邓小平决定“戒严”是在《五一七宣言》问世之前。邓小平听说《五一七宣言》，是在五月十七日晚上的饭桌上，即戒严决定已经作出之后。（见新书下册第一章第一节）
破解“共和国卫士”谜案
——围绕“共和国卫士”崔国政，有两个性质颇为严重的谣言：一个是说他杀了人；一个是说他没死。前一个谣言，直到事发后很长时间，还在事发地点流传；后一个谣言，直到半年后还困扰着他父母，甚至引来了好奇的新华社记者远赴边城的探访。这一切是空穴来风吗？新书破解了这个“谜案”。这件事再次使陈小雅确认这条真理：即使一尘之微，也不至于无因落地。（见新书下册第七章第三节）
——“六部口血案”是“六四”事件中最令人发指、令人意外、令人震惊、令人痛惜的牺牲。陈小雅知道，谁的手里握有肇事者的证据，但在很长的时间里，她都没有想到有可能找到事发原因，以及真正的责任者是谁。但是，透过细读戒严部队官兵的回忆文章，这个人物已呼之欲出。
上校团长罗刚带领的那支坦克部队，就是“六部口血案”肇事者所在部队。因为事迹突出，上士李树存后来被封为“共和国卫士”，这支部队名叫“坦克一师”，隶属于北京军区的第六十五集团军。令人回味的是，抗拒执行戒严令的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曾经是“坦克一师”的师长。一九九八年七月，“坦克一师”被取消番号。原有部队被整编为“装甲第一师”，没有参加一九九九年建共和国五十周年大阅兵；二零一一年十一月，“装甲第一师”又整编为“装甲第一旅”。自参加“六四平暴”后，该师一路走“背”。从另一个角度看，有人刻意要让那位青史留名的主帅，为自己部队遗憾万年。（见新书下册第六章第九节）
——王丹为什么会成为被通缉学生的第一号人物？一直以来，陈小雅认为这和他运动前主办过“民主沙龙”、与方励之夫妇有来往、与社经所关系密切，以及与他较多地被海外媒体所关注有关。直到二零一六年一月，她读到《人民日报》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上的一篇文章，她才感到，上述一切都不是致命的，致命的环节，包含在以下误解中：
“中央关于召开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的公告是四月十九日晚才公布的。然而在十六日，受控于鲍彤的国家体改所成员、《经济学周报》编辑高瑜便找到北大学生王丹，明确地告诉他：‘这次咱们要掀起十里长街……因为中国的老百姓都成了华老栓了，成了阿Q了’。‘星期六（二十二日）我们希望学生都到人民大会堂外’。”刚开始读这条消息，仅仅是为高瑜女士的气魄而感到震惊，继而恐惧：十六日有关方面就已经在他们之间布上了“内线”。随即又对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发生了怀疑。最后，几乎是顿悟，陈小雅突然想到，不论这件事情是否真实或是否存在，“官方一直把高瑜当做体改所的人”却是千真万确的。李鹏《六四日记》在“五月二十七日”也写道：“党内的自由化分子，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曾经发动一场五十多名人大常委签名，要立即召开紧急人大常委会，对抗中央在首都戒严的决定，而若干人大常委签名都是通过体改所杂志副总编辑高瑜联系的。这位神通广大的高瑜还与严家其、王丹、刘瑞绍（香港文汇报驻京记者，支持动乱者）、张洁凤（香港反动杂志《百姓》记者）等保持经常的联系。五月二十日高瑜在给张洁凤的电话中称：‘今天鲍彤他们被点名了，被控制了，想让鲍彤转移。’”
陈小雅说，当初，她读到这里时，仅仅为李鹏政府的信息如此不灵通感到可笑。但这一次她突然意识到，她的活动也必然牵累到对赵紫阳及其“智囊”的指控。她一旦被认为代表着赵系人马在活动，那么，她个人与学生的一切联系以及言论，不仅会被李鹏们认为是赵紫阳在操控学运，连学生也会误解，她所传达的信息来自“中南海”。事实上，绝食出台前，学运中支持党内“改革派”的势力一直不同意这种做法，但一个与王丹一同列名的绝食发起者说：“非常确切的中南海的消息，实际上改革派希望咱们大闹，越大闹越好。”这当然不是事实。由鲍彤执笔，署名“新华社评论员”，针对“新华门事件”的《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口气的强硬仅次于“四二六”社论。他的声音就是当时改革派的希望——改革在困难时期，不希望添乱。
高瑜与体改所关系的误会
这件事的打通，不仅为“王丹为什么成为第一号通缉犯？”提供了答案：因为他既联系着方励之，又“联系”着赵紫阳，也为当局为何指控“赵紫阳支持动乱”提供了答案。同时，当然也为高瑜为什么在六月三日被捕，以及她为何至今找不到档案提供答案。李鹏们一定是调走了她的档案，并企图从中找出她与体改所的蛛丝马迹。很可惜，他们不可能找到。至于高瑜为什么会被认为是体改所的，可能与她的言论有一定关系，也可能完全是一种误会。误会可能来源于高瑜任职的《经济学周报》此前的社长张钢。但据陈一谘回忆，张钢因经营不善，原主办单位社科院“经团联”希望甩掉这个包袱，他早已将该报卖给了急需发声平台的一家民办研究所——北京市社经所（陈子明那个所）。因此，张钢虽然进了体改所，但并没有将《经济学周报》带进体改所。另一方面，高瑜的确有取得体改所情报的管道，而她获得的情报，事后也真的成了公安部长王芳报告的根据。（见新书下册第五章第四节）
陈小雅的这部新版《八九民运史》，依旧采取“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例；追求叙事、求证与评论各不偏废的风格；重大事件、重点时段和完整案例辟专门章节的写作方法。
相关人士纷推出回忆录
历史波诡云谲，关于它的谬误往往令读者慨叹又无奈。这些年来，各种势力、不同立场的人士纷纷撰写回忆录。《怀念耀邦》系列的出版、赵紫阳《改革历程》、《杜导正日记》、李鹏《“六四”日记》、邓力群《十二个春秋》、张良《中国“六四”真相》、解放军总政文化部的《戒严一日》、陈子华主编的《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等着述，无疑是二十年来关于“八九六四”研究最重要的文本。
陈小雅说：“近二十年，特别是近十年来，大量记述当年高层活动的书籍、文章和采访记录的发表，使我们这些事件参与者，有可能在还有思考和鉴别能力的今天，比较全面地了解隐藏在那段纠结历史背后的部分真相，从而使本人，能在有生之年完成这次修补。”莱茵笔会和亚琛八九学社组织研讨和印制的《回顾与反思——八九学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记录》、柴玲《一心一意向自由》、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的问世，都提供丰富信息。新闻界前辈、时任《人民日报》代理总编辑陆超祺的《“六四”内部日记》，其完整性、专业代表性和可信度，不仅可以作为“八九”叙事一个侧面的主干，还可以补正诸多高层回忆和第二手叙述。
陈小雅说：“阅读这些史料，我常常会对一个无辜的词汇感慨万千。这个词就是‘没料到’。学生没料到政府会镇压；邓小平、李鹏没料到‘四二六社论’和戒严令不起作用；赵紫阳没料到学生不听他的。正是这些‘没料到’，实际上在各个环节决定了这场运动的走向，而这些‘没料到’说明，对立双方互相并不了解。因为不了解，所以存在不切实际的希望。而由不切实际的希望主宰制定的政策，只能是‘赌’，即朝野双方豪赌。这会导致什么结果？不言而喻，肯定是南辕北辙。”
“六四事件”真相仍有待抽丝剥茧、寻真觅源。上述那批书，大多是在香港出版的。香港始终是纪念“六四”的主要阵地，二十七年来，香港人对“六四”念兹在兹，不离不弃。港人历来对“六四事件”，大多认同当年由学生主导、发生在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六四”运动，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是中国民主进步的重要里程碑。不过，近年，特别是这一年来，香港学界却不愿意参加支联会举办的“六四”纪念活动。一些学生组织认为，凡与中国有关，便意味与香港无关，本土先行，认为中国内地发生的一切，包括“六四事件”都事不关己，“六四”烛光悼念“流于形式”而“应划上句号”。
民运团体少参与香港民运
在香港，注册和没有注册的中国海外民运组织有：中国民主党香港党部、中国社会民主党香港党部、中国民主联合阵线香港党部、中华民会、中国自由民主党香港党部、民主正义党香港党部、香港民主中国阵线、香港民联、泛蓝联盟（香港）、中国人权论坛（香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香港地区委员会、中国民主党（海外）香港委员会等。这些政治团体，大多总部分散在世界各地，香港是分部或地区委员会，成员都来自中国大陆，几乎没有本地人加入。这些在香港的团体组织，很少参与香港本土民主派活动，在近年香港民主派推动的香港大规模政治运动中，只能看到这些团体的个别成员，并非以组织名义参与。“六四”纪念前夕，一位资深民主人士在网上呼吁，“中国海外民主运动”必须融入香港民主运动，成为香港民主运动不可或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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