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最热闹的六四。这是一个最冷清的六四。
虽然学联退出，但香港依然有数万人参加维多里亚公园一年一度的烛光集会
大陆的六四显然是冷清的。北京的2016年6月4日是一个不能再普通的周六，人们照常出行、各自忙碌，天安门广场上游人如织，长安街上车来车往，媒体上播放着维和部队、高考、拳王阿里逝世的消息，让人很难联想到27年前发生的事。
但如果把防火墙外香港、台湾、国际媒体的报道放在一块儿，又会让人恍然大悟一般重新发觉一种严阵以待的紧张感：天安门广场上的升国旗仪式，安保力量明显增强；当年伤亡最惨重的木樨地，地铁站被临时封闭；安葬部分六四死难者的万安公墓亦以“维修”为由封闭，五名死难者的家属包括“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洁，则由公安专车接载至万安公墓拜祭家人；常见于境外媒体报端的异见人士高瑜、鲍彤按照“老规矩”“被旅游”；通往已故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富强胡同故居的大街上，4日一早就已停泊了10多辆警车，还设置路障，禁止其他车辆在附近停泊。
至于大陆媒体，西方媒体所描述的“一片寂静”恐怕是它们唯一的选择。只有法新社报道，《环球时报》的英文版刊出未署名评论文章，称“六四事件已经被中国人抛在脑后”，少数境外势力“在海外试图引发骚动”，但“每年一次的鼓噪喧嚣注定会像泡沫一样破裂”。而在大陆网络上，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很多人的微博都之更新到6月3日，微博没有间断的则全部是无关六四的话题。往年每逢六四都要发布一些“敏感内容”，甚至因为微博被删不惜同新浪微博公开吵架的著名左派、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也仅有一条“今天好多微博不能面世呀”可见。在新浪微博输入“六四”、“天安门”等关键词，显示出来的都是一些“普通而安全”的内容。
香港：身份认同与历史传承起争执
相比之下，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六四悼念地，呈现出了“冰与火之歌”的复杂状态。一年一度的维多利亚公园六四烛光集会，香港支联会宣布当天晚间有12.5万人出席，香港警方称高峰期有2.18万人。两者提供的数字均显示2016年的参会人数是8年以来最少的一次。
这样的结果在维园集会开始前几天就已经注定，因为香港学联宣布退出27年前参与成立的支联会。学联的做法在香港引发争议，许多人相信，学联之所以退出，“是因为学生认为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的目标不可能实现，也有学生觉得中国的民主发展并非香港人的责任”。
不过，学联的退出并不意味着冷清。尽管大多数香港院校的学生会都“杯葛”今年的六四烛光晚会，甚至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孙晓岚更认为“悼念六四应该有个完结”，但从香港媒体的报道来看，很多学生只是不满意维园集会“行礼如仪”，转身另起炉灶而已。香港大学学生会举办主题为“五代香港人：我们的前途问题” 集会，香港中文大学、树仁大学、浸会大学等另行集会，举办联校六四论坛，主题是“重鉴六四——构想香港前路。”两场集会的规模都在千人以上。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香港年轻人中“本土意识”抬头，确实有本土派在今年试图将香港人的身份与大陆进行切割，“在他们看来，大陆只是一个邻国”。对于“平反六四和建设民主中国的责任”，“连活在中国大陆的人也不争取的事，自己却被要求去争取”成为了一种带有共性的困惑。更有极端的本土派，在维园集会正式开始之前，手持龙狮旗及写有“香港独立”的直幡，一度冲上舞台抢麦克风，大叫“不要建设民主中国！”随即被制服带走。
老一辈的学联领袖蔡耀昌对此“特别痛苦和心碎”。他不同意学生领袖质疑每年的悼念是仪式性而无意义的，“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良心放在自己身份之前。”亦有香港评论者指出，“不论是香港在六四中史无前例的大游行，还是历年悼念对香港市民的社运启蒙”，都足以说明“六四不只是内地的事”，它“构成了香港历史”，六四本身便具有本土化意义。蔡耀昌还特别提醒，没有普世价值的本土主义，“只会令香港更像中国大陆”。
对于这种现状，有香港媒体指出，“老一代和学生都互相指责，认为对方在做‘共产党想要他们做的事’。”而香港理工大学政治学者钟剑华说，高企的房价、内地游客涌入以及停滞的民主进程都是年轻一代香港人理想破灭的关键因素，推动他们切断与内地的联系，“北京应该担忧这种发展”。
热点在别处
相比之下，在大陆与香港之外的地方对于六四的热度似乎要更高。最惹人关注的莫过于新任台湾总统蔡英文6月4日在脸书（Facebook）上就“六四事件”发表看法。虽然蔡英文在文中声称“不对中国大陆政治制度做评论”，但也强调“希望与对岸分享台湾民主化的经验”。她说道：“时至今日，中国大陆的民众仍时常认为‘在中国看不到真实的中国’，因此在到访台湾是通过购买阅读关于中国大陆的书籍，‘迫切想知道世界怎么看待中国’，并且通过观察台湾的辩论和选举了解台湾民主制度。”
话头至此，这位上台前后对“九二共识”摇摆不定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已经完全脱离六四的主题，大摇大摆“浇自己的块垒”：“多数的朋友，在亲身经历之后发现，民主其实没有很可怕，民主是一件美好可爱的事物。”对此，有台湾媒体称蔡英文的优越感“莫名其妙”，连一些西方媒体都评论称这篇900字发言的基调“虽然沿袭了蔡英文‘零意外’的特点，但所释放的善意并不显著。”更有媒体提醒蔡英文不要像她的前辈陈水扁那样把六四作为“政治操作的工具”。
同样因怀有私心而热炒六四的还有“海外政治力量”。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6月3日发表书面声明，继续呼吁北京“公开真相、开放言论并停止打压人权”。华盛顿公民力量等民间组织近期也在巴黎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递交申请“六四”著名的坦克人照片和视频录像列为世界记忆名录，并发起“寻找坦克人”活动。30多位法国人权组织的成员6月2日晚间在巴黎20区的六四纪念碑前，悼念27年前去世的死难者。日本人权财团与“六四天安门事件27周年纪念集会实行委员会”共同邀请当年的学生领袖王丹6月3号抵达日本，参加在东京举办的六四天安门事件27周年纪念活动。有西方媒体就此指出，在“六四”问题上，“与中共站在对立面的不仅有当年参加运动的一些组织领袖，还有其他国家或地区、政府或非政府的一些政治力量”，而且“学运领袖渐成配角”。
特别的纪念
“海外”的热闹与香港的“外冷内热”，让大陆方面在六四问题上的冷清显得有些说不过去。但中国人有自己的一套言说方式，如果仔细观察，还是能发现与六四有关的蛛丝马迹。大陆门户网站腾讯在“大家”这一专栏中，从6月2日开始，陆续推出四篇你来我往的“笔墨官司”，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的徐贲博士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博士看上去是就刚刚去世的著名知识分子杨绛身上的争议展开“商榷”，但其中涉及的“沉默的权力”、“沉默该不该受到苛责”等核心问题，以及腾讯推出这样一组文章的时间点，都让人感受到似有若无的弦外之音。而在“大家”专栏6月4日的微信公号推送内容中，还包含了一片题目为《人类为什么会患上失忆症》的文章。《财经》杂志原主编、曾经实名举报中国铁道部原副部长刘铁男的大陆媒体人罗昌平，6月4日在其微信公号“平说”中推送了一篇论“自由”的文章，其中说到“中国人在精神自由方面已经走的很远，但在社会自由方面却发展甚少”。
也许是经过了上千年的“锤炼”，中国很多“文化人”都有一手“暗渡陈仓”的绝活。但这样偷偷摸摸、雾里看花的表达终究让人有不满足感。一直以来，都有声音在呼吁中共应重新评价“六四”，全面、客观地看待“六四”，对这桩历史公案给出各界满意的态度和说法。两相对比之下，持这种观点的人更加坚定的认为“中共试图逃避历史，逃避曾经犯下的错误”。事实上，除了本土派的借机“港独”、蔡英文发挥“民主”、“海外势力”做“人权”的文章这些外部挑战，一些国际媒体指出，中共重新定义这段历史更多面临着内部的考验，因为“六四”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要重新评价“一个历史事实的聚合体”，“整个时代都要因此重新检视”。这其中包含了三大难题：重评“六四”，就需要面对重新评价邓小平、乃至于邓小平代表的整个时代的问题；重评“六四”，就要对事件中的死难者做出某种形式的正名、抚恤；重评“六四”，就要对流亡海外的学运领袖们给出新的说法。
但也有评论指出，这些问题并不是解不开的死结，“中共应该看到，当下的中国已经具有了足够的深度和广度，可以容纳一些讨论”，这“不会动摇中国的根本”。比如对侯德健等学生领袖的切割处理同样可以在王丹、周锋锁等人身上试验；对死难者抚恤的具体问题，真正下心思去研究讨论，“甄别梳理也不会是太难的事情”。
也就是说，即便敏感如“六四”，也并不是没有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六四”在大陆反应冷清只是呈现出来的假象，它为人们所铭记不光因为曾带来的伤痛，还在于这是一次影响了中国的政治逻辑、社会思潮、历史进程的事件。在这一点上，刚刚卸任的前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在6月4日发表的忠告颇具参考价值：历史错误或者可以原谅，但历史真相不能遗忘。他呼吁两岸应该倾听多元意见，善待异见人士来建立共同的核心价值，也唯有如此，中国才能走出“六四”阴霾，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作为大国应有的气度与自信。
或许有人并不认同马英九的话是处理过台湾类似事件的经验之谈，但其中有一点是相通的：比起“不许说不许动”，适当的宽容其实会赢得更多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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