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著名的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经将新的科学技术看作革命的动因。由此他指出，每当社会开发出能够使人类自身得以延伸的技术的时候，社会中的其他一切功能为了适应新的技术形式，都会随之改变。而一旦新技术深入到社会中，它也就立刻渗透到社会的一切制度之中去（《麦克卢汉精粹》），使得社会中的每个人不可避免地被裹挟其中。
现代人被延伸的机器身体（图源：AFP/VCG）
在当下中国，一种新的文化生活方式正借助移动通讯的发展，4G网络覆盖深度与广度的飞跃，以及智能手机价格走低等科技物质条件而展开。这种以微型的机器载体（手机、平板电脑等）和网络新媒体平台等作为媒介技术基础的生活潮流，是后工业时代信息技术与当下中国各种社会思潮相互碰撞的产物，是一种由深度依赖大众传播媒介的各种生活实践所催生、形塑，并正在持续生成的文化形式。我们生活世界的观念、我们的行为模式、我们的社会习惯等相对稳定的文化力量，也无不随之产生相应的改动与变化。这一种新的文化形式既受网络文化和传播媒介本身的属性与类型的制约，又受大众文化和亚文化的双重影响，是带有后现代印记的多种文化的杂糅。
现代人被延伸的机器身体
作为人的技术延伸，媒介在新时代得到极大发展。电脑、手机等的体积越来越小，与人的身体的流动关系也越来越高，人也不必再被固定在特定的地点使用它们。电脑、手机与身体的关系越来越固定化，俨然已经延伸为人的身体器官。
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汪民安教授在其撰写的《手机：身体与社会》一文中指出：手机或许不再是一个单纯的通讯用具，而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变成了人的一个新器官。一个拥有手机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了一个新的生物体。每个人的肉身似乎都变成了一个号码，每个人都被抽象成一个手机号，人们的社会关系就是以手机号的关系得以表达。这个所谓的“新的生物体”就是现代人被手机延伸了的机器身体。
然而，人的感官延伸程度越高，人与自身的关系，人际交往的模式被改写的也就越多，人的物化与异化的程度也就越高。人的主体性在前所未有地被凸显的同时，也越来越被技术媒介所限制、破坏与重塑。
实际上，当智能手机已经彻底渗透到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时，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享用与依赖了各种APP带来的便利，就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支付感觉与情绪的代价，这也相应地重新改造了人际交往的模式，任何一种与手机相关的行为都能被当作多义的符码被解读。
人际关系的机际化
汪民安教授的《机器身体：微时代的物质根基和文化逻辑》一文中提到，“互联网和手机编织了一个无限的网络，每个持有手机的身体都置身于这个网络中，并且在其中占据了一个环节。这个网络具有如此广阔的社会覆盖面，以至于人们现在是按照这个网络来组织自己的交往行为。”手机作为连接点，将持有它的人和这个无限的网络连接起来。
于是，机器身体的交往自然也按照这个网络运作的方式来组织，我们可以将之抽象化为“机际关系”。而所谓“机际关系”，就是在越来越普及的手机社交网络中，人们遵照各种社交软件平台的规则与要求来组织交往行为，维系相互之间的关系。
在各种社交平台中，无论其表现内容如何碎片化、人机表征怎样表演化，人际交往的发生所遵循的也依旧是双向模式。只不过，以往双向模式的两端是人与人，而今天代替了人与人之间的却是手机化了的机器身体之间的交往。这也使得现代化进程之后人际关系的脆弱性、个体的孤立状态达到空前的程度。
热闹的机际交往与“消失”的人
在一定程度上，机际关系确实能够帮助人们克服距离导致的孤立，最大化地将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缩小，也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自我的社交冲动。但是，它也同时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动调节为机器身体与机器身体之间的关系，将人与人之间心理距离的阈值调试为手机模式。
当社交平台中的互动成为机际关系中表现人际交往伦理的主要方式之后，一旦一个机器身体切断了维系机际关系的链条，手机不再使用或处于离线状态，这个客观上实实在在存在的人似乎就变成了一个“消失”的人。于是乎，在控制力巨大的机际关系中，任何人一旦在机际状态中脱域，就仿佛失去了此世的寄居之所，变成了不存在的人。
因此，一个人如果不“激活”机器身体，那么这个人似乎就被完全抛弃在时间之外。技术的过度使用造成了科技的异化时，技术越进步就越能宰制人。媒介技术的发展更是使得人际关系、交往的异化显得突出。虚拟的人际交往看似营造出个体高密度联系的社会关系，而实际上则是现实关系进一步淡化，联系也更加薄弱。
时代症状的个体困惑
一个经由机际关系生产出的人际交往空间，是无法存储共同记忆的。人的在场与缺席都是即时性的，需要不断地用大量的互动，反复唤起交际空间中各个主体的情感认同，才能维系这种关系。
一次不成功的链接，或一个不对等的回应，或对话的中断，都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人际交往的立刻失效。而这种“立刻”所强化的，是机际关系良性运作下营造的虚幻的安全感在单方面被动丧失时的沮丧和不愉快，也是预期秩序被打破后益发凸显的人际隔膜。
不仅如此，当人际交往转化为技术性的人际管理时，机际关系原则也同样影响技术平台之外的基本规范。人由机际关系所带来的诸种体验也给日常生活植入诸多异质因素，使得像“我与他人如何相处”之类的经典问题变成“我要遵循什么样的机际关系原则与他人相处”等具有高度哲学性的问题。
这似乎就变成了时代症状中的个体困惑：既无法摆脱机际交往的便利与快感，又不能拒绝机器身体、机际关系的规范与禁锢，交际的目的向交际的手段彻底投降。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