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在上月的就职演说中没有承认 “九二共识”，只表示“尊重九二会谈历史事实”。有绰号“白狼”之称的台湾竹联帮元老、“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秉持他坚定的“一中同表”取态，带领中华统一促进党等多个党团向新政府建言：“没有九二共识，两岸即没有 和平的基础，我们期许蔡英文千万不可任性妄为，置人民生 死而不顾。”本文转自香港超讯国际传媒，作者为贾选凝、纪硕鸣。文章转载仅供读者参考。
台湾竹联邦元老、“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是“一中同表”提法的支持者（图源：中央社）
蔡英文520正式就任总统前夕，媒体对她将如何面对“九二共识”的猜测铺天盖地，而在这甚嚣尘上中，一场对新政府的建言集会也在民进党中央党部前上演，“白狼”张安乐一如既往秉持他坚定的“一中同表”取态，带领中华统一促进党等多个党派团体向新政府建言：“没有九二共识，两岸即没有和平的基础，我们期许蔡英文千万不可任性妄为，置人民生死而不顾。”
两天之后，蔡英文在就职演说中用“尊重九二会谈历史事实”带过了“九二共识”，国台办称之为一份“没有完成的答卷”。事实上没有完成答卷的不只是政党轮替后的民进党政府，亦是整个台湾——而考题也不只在于官
方论述对两岸关系的界定，更在人心：今天的台湾人对中国究竟还有多少认同？从这个层面来讲，白狼就像个孤胆英雄，这些年来，太阳花也好，保护黄安也好，他出现在媒体上的每一次行动与建言，都在孜孜不倦地捍卫他所相信的事：台湾跟中国是骨肉情缘，血脉连着心魂，无从分离。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中国的大中华叙事在当下台湾社会，绝非主流。但白狼并不理会别人怎么说，他不厌其烦地用身体性的表态与投入，去告诉更多人他的信念：两岸本是一家，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则是时事所趋。也许人们听不进去，也许独派嗤之以鼻，但他依然“孤身走我路”，带着理想主义的家国情怀，去推进那个中华统一的梦。
这样坚定的相信，宛如信仰。无论你认同与否，值得付诸敬意。而如果好奇探究下去，究竟是怎样的生命脉络淬育出了这位在台湾长大的江湖大佬血液中如此坚定的中国情怀？或许就不只能读懂张安乐，更能对和他那一代人命运不可分割的历史语境多上几分理解。
比月亮更远的大陆
情怀源于经历和人生境遇，而童年当然是最初的起点，家庭教育首当其冲。小时候，张安乐母亲买给他的儿童读物里，谈的都是中国的古典故事，像《刺客列传》豫让的故事、塞翁失马、黄粱一梦等等。母亲从小在床边讲的故事都是历史。第二个教育，则由学校带来。“白狼”张安乐接受《超讯》独家专访，回忆说：“那时候我们去上课，走廊里面的画像都是文天祥、戚继光，所以我刚开始一来大陆很不习惯，一看到处挂的画像都是四个外国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我的定义那是两个书呆子、一个骗子、一个强盗。”
张安乐是跟着台湾经历成长的一代，而从小听父母讲的却是大陆的故事。他父母都是山西人，抗战胜利后全家回到南京，他也在南京出生。1949年初淮海会战，那年大年初一，父母带着才一岁的他逃难离开南京，先到上海，再取道杭州，风尘仆仆一直走了一年。张安乐的两岁生日在海南岛度过，其后才从春寒料峭的高雄登陆台湾。而他初到台湾的印象是父亲一直在说，在这宝岛，三四月时，居然路边能吃到西瓜。
“从小就会听我父亲讲，我大陆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然后就记得我父亲常讲，他把希望寄托在朝鲜战争时被美军俘虏的21000个中国战俘，因为其中有14000个送到台湾。我父亲就说，会不会我大哥也是其中之一过来了？”直到多年之后，张安乐读大学念书遇到许多侨生，才费尽周折请人帮忙联络到失散多年的哥哥，原来他的大哥已经替父亲添了九个孙辈，五男四女。
人生大概就是一种注定，而张安乐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注定牵系两岸。
大陆对他来说，最开始意味着什么呢？张安乐告诉《超讯》：“应该是小时候经常做梦，梦到我回大陆了，但梦到的大陆场景跟现在是不一样的，我居然把当年在台湾念书的校园变到大陆了，当年大陆对我们来说，就像我给我表妹信中所写：『既熟悉又陌生，既亲切又遥远。』”
宛如那个长安近还是太阳近的故事——究竟月亮近还是大陆近呢？对年幼的他来说，月亮天天看到，大陆却看不到。从小因为家庭与学校教育培养出的对大陆的感情，令他完全能体会到侯德建写《龙的传人》的心境。张安乐说自己发自内心感谢父母的教育、国民党学校乃至当时的社会教育，让他知道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因为一直想了解大陆，所以张安乐一度透过同学的关系，偷偷溜进政大“研究匪情”的东亚研究所。“那时候他们有一层楼全是大陆的简体书，我一看都是什么书呢？是大陆的历史课本。上面写：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打倒美帝野心狼那些。但就觉得读大陆的历史课本，好像中国历史上没有好人，都是坏人。孔子也是奴隶主的代言人，反而那些流寇变了好人。”这种认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张安乐后来的命运走向，我们当然无从稽考。但大陆历史课本给他的印象就是“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也就算了，黄巾起义我们是讲黄巾贼嘛，那也算了；接着流寇李自成张献忠也变起义，好人都是我们心目中的流寇。”
而大陆课本与台湾课本的不同之处是会去讲中国人什么时候发明了水车、毕氏定理等等，总体来说讲劳动人民的历史比传统历史更多。于是张安乐也开始渐渐明白：“原来同胞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因而他对大陆也更兴趣浓厚。
从竹联帮到美国岁月
张安乐初中读的是台湾最好的中学建中，初一初二都考第三名，到了初三时，他突然得上两侧中度开放性肺结核，必须休学。休学半年耽误了高中联考，呆在家里看到大家都开学又觉得无聊，于是去补习班补习。也是从补习班里，他开始接触到兄弟。休学重新复学时，张安乐考中自己的第四志愿：建中夜间部。回到建中第一天就血气方刚跟人打架。也开始逐渐接触到竹联帮，在弹子房见到兄弟被宪兵用木棒打，他就敢直接去捅宪兵，以杀人未遂被移送到地检署，轰动全校。
“按道理讲，我们外省人在当时的台湾没什么出路，我们的土地留在大陆，而本省人有土地有产业。所以我们也就那几条路：能读大学的读大学考公务员，能找工作的找工作，可当时招工都限本省，再不然就去读军校或者跑船。哪像我们，就出来混兄弟太保。”
为什么叫太保？其实源于早期流亡学生到台湾，他们成立的13太保，本省人则叫角头。张安乐的父母都是军公教出身，也无法理解儿子在做的事。少男好勇少女好美，其实只为青春不留白。竹联帮是学生帮派，一般的兄弟读高三时自然就会脱离帮派，去当船员或读军校，但张安乐的人生，却因为入读淡江大学后结识了他口中的台湾第一美男子“旱鸭子”陈启礼师兄，而一路与江湖事缠拌了大半生。
读淡江历史系的前三年，因为性格仗义人脉光结，各路人马都找上门来请张安乐去摆平纠纷，到毕业时准备当兵要考试，结果他发现自己留校察看连考试资格都没有，也不晓得接下来要做什么，意外看到学校布告栏上欧洲研究所的招生简章，拿了同学的笔记回去准备了十天，居然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被研究所取录。
研究所期间他经营梭哈场(扑克牌赌博)，一尝到甜头，论文也不写了，从此就在江湖上搞赌场，看着银行的存折起起伏伏往上升，有一天张安乐却突然觉得：“我人生就是金钱游戏吗？”他记起列宁讲过一句话：从莫斯科到巴黎最近的一条路，是由北京经过加尔各答。“我就想，从台北到北京这条路，应该台北-美国-北京。正好当时大陆开放留学生到美国，革命的推动者都是留学生——辛亥革命是留日学生发动，第二次共产革命是留欧留苏的跟英美的斗争。我想，第三次要改变中华命运，也是留学生，但是不要革命了。我是反革命。我就想这些留学生，将来是让中国脱胎换骨的一代人。我想去美国跟他们在一起。”
张安乐想要去北京，而他心里清楚，自己在台湾一个黑社会，要想去大陆就得先去美国拿到博士。“而且野鸡大学还不行，因为当年大陆送去美国的都是访问学者，而且都是工农兵学员出来的。送的都是哈佛、史丹福、伯克利这种。”于是他去了拉斯维加斯两年，潜心念书，从不进赌场，直到得到一位史丹福教授的推荐书。
初到史丹福时的兴奋感源于可以遇到大陆留学生。可要怎么认识呢？当时曾创办《中国之春》的王炳章去史丹福演讲，张安乐就去了。“那天他讲完以后，一个大陆学生发言，这个人叫杨明辉，个子高高的。他说：『我知道我们国家落后，所以我们出来学习，我们是要回去建设，不是像你这样在外面污蔑我们国家。』他讲话的时候眼睛红了，都是泪水。我看了很感动。结束我就跑去跟他握手。”后来张安乐和那批中国留学生关系很好。好到《中国之春》来找他，他还帮忙安排了杨明辉跟王炳章见面。
几十年后，《南方周末》访问白狼，他重提杨明辉时才得知杨已是美国公民，并未回去“建设中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选择留在美国呆很正常——而白狼看不惯的，只是那些刻意破坏两岸文化交流的人。
爱台湾，更爱中国
白狼更直指，今天台湾这样子，台办要负责任。“为什么台湾艺人可以在大陆那么受优待？九把刀你把他捧上天；张爱玲的情人是汉奸，她写了这么一个可歌可泣悲壮的故事还被拍成《色•戒》。反过来说，大陆的宋祖英来，台湾会让她演出吗？你把台湾艺人捧上天，自己贱嘛。”他认为，正因为大陆这种潜在的自卑感，台湾才更有优越感。
而他觉得这样很窝囊，岛内也是每个人都怕绿色，稍有微词就被媒体塑造成全民公敌。他常和台湾人讲：做阻力还是助力，只存乎一念之间。如今岛内的状况是：对等的和平统一几乎不可能。“因为年轻人他已经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了，我不是中国人你和我谈什么统一？”所以他更认为台湾的情况危急——绿营起码思想统一，民进党台联时代力量，都以台湾共和国为目标不，而所谓的泛蓝阵营，却根本没有统一思想。
而各自打着中华民国招牌的蓝绿阵营，看在张安乐眼中，其实是一丘之貉，都认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和大陆没有关系。“绿”的围墙是台湾共和国，只是客观条件不允许；而“蓝”的围墙则是中华民国。他说：“蓝营常常蛊惑大陆，大陆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是中华民国。像蓝营里新党算是有中国意识，新党在北京叫得比谁都大声，可一回台湾就高喊我要捍卫中华民国主权。”
也所以，才会有中华统一促进党的理念。张安乐指出，今时台湾，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就是正红旗”。
“所以现在说什么是统派？台湾的统派就是要坚决支持一国两制，当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台湾也有，但像说我的底线就是要一国两制。”在举正红旗之前，“中华民国”这四个字，白狼个人绝对深有感情。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意义在于它令中国的百年耻辱——包括国共两党，都团结在这面旗子下，打败了日本光复了台湾，。但他更坦言：“这面旗子，任何人抹杀不了，台湾走向民主就是靠这面旗子，但是我更爱中国。”
在他看来，很悲哀的是，中华民国四个字，早已变成台独的护身符和两岸统一的绊脚石。因而他在台湾一直强调：“我们是中国台湾，中国是母亲……要不是中国大陆，钓鱼台我们现在也不能保护，一直都是中国大陆在保护。”他也指出，全世界只有中国大陆会对台湾香港澳门这么宠爱有加，这些地方的年轻人可以随便到大陆去创业。“马英九在2008年讲过说他当选以后，绝不让大陆劳工进台湾，但大陆听了也就哈哈一下。”同样的话，台湾难道敢对美国去讲吗？
所以张安乐总是试图告诉人们：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举正红旗？因为台湾对国家定位不明。他觉得此前备受压力的洪秀柱其实讲得不错，但毕竟洪要承担国民党内的压力。而大陆包括台办的态度，他又真的很看不起。他熟读中国历史,拿七国之乱举例,“当时汉景帝时候有个晁错，以吴王刘辟为首的就发动了齐国说晁错挑拨我们宗室感情，我要起兵杀他，有人建议汉景帝：晁错挑起矛盾，要杀晁错息众怒。汉景帝把晁错杀了，但人家并没有退兵，看，你怕了吧？照样打。后来靠谁，靠周亚夫平定了。”
他认为今年1月台湾大选前的黄安事件里，黄安有点类似晁错，因检举台独引起众怒。“所以大陆害怕了，开始像对晁错一样，新浪把他删掉了。让周子瑜上了中央电视，不让黄安回来。可是息众怒没有？没有，人家更嚣张了，最后要靠周亚夫，谁是周亚夫？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这么简单，这个历史就这样。”
而七国之乱平定后，中央把诸侯国的权利拿走，从此大一统观念形成，中国也变成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因而他坚定相信：分裂是暂时的，统一是正常的。又譬如在欧洲，查理曼大帝在西八百年统一欧洲，可后来他的后人分到东法兰克、西法兰克，也就是德国法国，再分下去就是欧洲今天的情态。张安乐认为，欧洲人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但正正因为分裂为太多小国，才无法与美国抗衡。“你没办法整合，因为分裂那么久各有各的语言。人家常和我讲，你把黄安比晁错，太高了，我说事情的同质性很高，因为晁错也有错，在台湾他人缘不好的，每个都在反他。但我觉得那个不重要，我们就事论事。”
或许当时他那样坚定撑黄安，只因为在“统一”路上敢站出来的人太少。“你说黄安投机，但什么叫投机？那些在北京一国两制喊那么大声，回来又要捍卫中华民国主权的人，不投机吗？但黄安没有啊，他从头到尾就检举台独啊，他没有到台湾说我爱台湾啊，没有啊。人家说他背叛台湾，他说自己祖籍是漳州——这才是不忘祖。没有错啊。只是这个事情我很遗憾，本来可以画个完美的句点。但台办给他压力，他毕竟不是我，要面对这么的大压力不容易。”
而张安乐自己在坚持的主张和观念，同样一直在面对台湾社会主流舆论的不理解。他的执着，有时会让人觉得有点伤感。“我从来没有无奈和挫折两个字，在台湾就我把《大中国》这首歌唱到大街小巷，我们是宣传科，《大中国》我给他加了一段，大中国你会唱么？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那这首歌呢可以改成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印度，兄弟姐妹有很多，景色也不错。也可以改成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巴西。对不对？人家也是地大物博，地大人多，也很有特色。我加了一段：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香火绵延五千年，世界我第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开创我文明，儒墨道法大智慧指导我人生。儒墨道法大智慧指导我人生……”
多添上的这一段，其实是张安乐的半生心绪之写照。“我二十几岁开始周游世界，最后我又回到了中国，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中，走了一圈，我发现真理就在我们中国的儒墨道法，道家让我轻生死，墨家教我行侠仗义，儒家教我待人接物，法家教我认识政治现实。所以我那时精神已经武装了，没有无奈跟挫折两个字。”
反而真正让人感到感慨万千的，是他和他的团队在“统一”这条路上碰到的很多问题，不是源于台湾而是来自大陆。但政治现实如此，他只知道，认为对的事就该一直做下去。“两岸的和平统一已经很难了，因为岛内已经没有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了。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发展一支红色部队，或说红色力量，最起码可以在岛内起到牵制作用。”张安乐直指，如果岛内一片绿，每个都要台独，对大陆非常不利，对国际环境也不利。
那需要牵制到什么时候呢？“当太平洋两岸可以保证互相毁灭以后，就是两岸互相统一之时。”
简单来说，就是当大陆发展到可以和美国互相毁灭时，大陆就可以跟美国坐下来谈台湾问题，下个最后通牒，谈好就可以一国两制，谈不好就军事管制。“我们要做的是希望不要在这段时间在台湾爆发冲突，要一股力量牵制，我们现在五万人，立场坚定不会随风倒，而其他人基本都随风倒了。所以这股力量很重要。所以我还要继续努力，因为现在来不及了，因为现在大陆的政策没有想到巩固发展壮大。现在的依靠物件不是靠阶级而是看感情，谁对大陆有感情谁有中国情怀，谁就是依靠物件，现在大陆疏忽了这一点。”
以长远来计，在台湾目前较绿化的情势下，张安乐接下来的方案，基本上就是：公益、公益、公益；文宣、文宣、文宣；组织、组织、组织。他很清楚，要先做公益。共产党当年的成功靠三个字：分田地，其实就是公益事业。他打算以自己目前的资源，成立一个华夏关爱基金会。因为“做公益，大家会看到。统派活动，媒体一般不报道，但公益来了，文宣就跟着到。”他更强调，要有红色文宣，有一个红色平台，这样才能带动发展；特别是既然大陆有那么多资源，做公益也要透过红色奶嘴——否则大陆牛奶是红色的，但透过绿色的奶嘴吃到嘴里，人家就只认奶嘴。
根据地的思想，也是切实考量。张安乐说：“我的资源有限的，所以我能做的，是我们现在先有个根据地的想法——下次选举时集中地方建立一个根据地，叫‘一国两制，基隆先行’，为什么选基隆呢？因为离台北近，资源方便、人口少、地方小、好集中。”而更重要的是，基隆是一个港口，它离不开大陆，或许以此为根据地可以为一国两制带来垂范。
虽然目前仍是抽象观念，但他依然觉得是可为之事。而也唯愿，这条也许注定风雨漂泊的孤单心路，未来他依然走得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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