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看”、“听”、“讲”的沟通诚意，借由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契机来香港“视察”的张德江已经离开香港，然而，他的到访，给香港政治社会带来的影响，还在向纵深持续发展。
张德江访港带来的影响，还在向纵深持续发展（图源：Reuters/VCG）
这是时隔4年，首度中央领导人访港。然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就是张德江的身份和角色。身为中央治港小组负责人，而且是政改方案人大决议的负责人，还用带来了习近平口信及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方式扮演着习近平的“特使”身份，其政治意义非常清楚，即说明了中央对港问题的高度关注，更说明这次访港传达信息的重要性，是中央的最权威决策表述。在这4年期间尤其是近两年，发生了一系列与香港有关的事件。从2014年6月的白皮书发布，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8.31决议为香港特首普选连落三闸和随后爆发的占中，再到香港政改失败、旺角骚乱，以及某些内地官员、学者的冒失言行，让陆港矛盾、香港内部矛盾空前激化。香港极端本土分离主义借机兴起，甚至成立以“港独”为目标的政党，不仅加剧了前所未有的泛政治化，而且将陆港矛盾推向分裂。愈来愈多的港人陷入焦虑。可以说，香港回归以来，陆港矛盾和香港内部矛盾，从未像今天这么激烈。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张德江来到香港，代表中央作了明确宣示，即用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对待香港的不同政治力量。而与4位泛民议员的会晤和对谈，更有重要象征和现实意义，被邀请参加会晤的泛民议员、公民党党魁梁家杰认为是张德江访港行程“焦点中的焦点”。因为这是香港回归19年以来首次有中央最高层领导人直接与泛民议员“近距离接触”，其意义等同确认泛民议员的宪政身分。在会晤和对谈中，张德江除了自愿延迟赴欢迎晚宴的时间，尽量倾听泛民议员的意见外，并广开言路，不限题目，不作辩驳，对一些具体诉求亦积极回应。用“问题总会解决的”回应发还泛民人士回乡证的问题；用“放诸四海皆准”回应真普选的诉求；用“可透过中联办或港澳办”来提醒泛民“两条路都行得通”。张德江此次到港没有依旧例专门会见香港商界人士，更在离港当天会见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中将泛民形容为“有不同意见的社会群体和代表人物”，表示要“耐心地倾听，了解对方的立场，让他们把话说出来”。
与此同时，在张德江与泛民议员会晤前夕，作为中共在香港的“党媒”，大公网刊发社评《港人欢迎张德江多看多听和多讲》，非常罕见地用“一些同样有爱国爱港之心但政治取向未必完全一致的人士”来代指与中央政治取向不一致的泛民。联系到张德江对待泛民的积极态度，这其实就等于毫不含糊地说明中央正考虑用“爱国爱港”来重新定位泛民人士。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政治定位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以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定位为例，毛泽东曾将知识分子定位成“小资产阶级”，不断对其“改造”和“利用”，其结果是酿成了反右悲剧，让中共与知识分子之间的裂痕至今都难以弥合，也严重损害中共的信誉。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摘下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帽子，明确表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极大地激发了知识分子的热情，从而为当时中国走出“两个凡是”的思想禁区和推动改革开放不断向前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同样道理，在香港具有过半民意基础的泛民，之所以长期被中央排斥和压制，正是因为将泛民定位成“反对派”，而不是“爱国爱港”，才让他们戴上了“反中乱港”的帽子，将本来应该是香港市民内部的矛盾，推演到敌我矛盾。这也导致了中央推出了白皮书和8.31决议为香港特首普选连落三闸的结果。更严重的是，过去多年以来，治港部门因为将建制派定位成“爱国爱港”，将泛民定位成“反对派”，并在斗争思维的影响下，采取厚此薄彼、亲疏有别的做法，既令建制派逐渐蜕变为既得利益者和骑墙投机者，成为妨碍香港改革的保守势力。很显然，这是因为中央轻视了建设“一国两制”的挑战，缺乏对香港这一制的认识，或者至少缺乏保持开放的态度，让官僚主义主导了治港思维，对香港的政治形势造成错误判断，形成了今天的局面。建制派从中渔人得利，更让香港深层次结构矛盾不断恶化，还养成了一批政治骑墙投机者，巩固了自殖民地以来逐步成型的新既得利益阶层，让香港的问题更形复杂。
他们中的既得利益阶层，不仅垄断大部分来自中央政府的利好，扩大香港的贫富差距，而且又不愿承担责任。香港人普遍认为，建制派没有政治主导性，一直被狭隘的官僚意识主导，而且这里面的人过于利益导向，就知道“抽水”，因此在政治博弈中经常犯错误。至于分化的泛民，一方面温和泛民的生存空间持续遭到挤压，另一方面激进泛民日益走向与中央对抗的道路。导致的结果是香港变得日益撕裂和泛政治化，为本土分离主义和港独的滋生提供土壤。而一直为了表明尊重“一国两制”而选择支持港府和推出大量惠港措施的中央政府，反而在这个过程中，被当成各种怨气的出气筒，将治港官僚的狭隘意识当作是中央治港思维的本质。
中央以“爱国爱港”来定位泛民，香港亦有可能摆脱目前泛政治化及社会分化严重的困境。从社会治理的方法论看，这不仅改变过去将香港稳定和发展只放在建制派一个篮子里的战略认识错误，有助于消除香港两大政治势力的撕裂和内耗。而且由于接受了泛民，有益争取泛民所代表的民意，对于借助陆港矛盾和香港政治博弈而兴起的极端本土分离主义和港独，更是釜底抽薪。当然，这个方法论的前提，是要在认识论上，真正重建对香港问题和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认识。
其实，香港近年的困局看似复杂，从统战的角度看，却离不开依靠、团结、联合什么样的人和力量的问题，从根本上分析，还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认识出现扭曲。没有好的政策不行，好的政策如果推行不当，也不行。今天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和不正常的政治生态都可以从上述这点找到原因。
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应该透过这次与泛民的历史性会晤，重建对泛民的本质认识和政治定位，以此主导日后的沟通和交往准则。其实大多数泛民都属于温和派，他们是在香港这个多元社会积极践行“一国两制”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香港极端本土分离势力崛起和港独话题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就算是这么大的社会变动，也没有动摇这些人对一国两制的坚持。在这种时刻中央对泛民的积极肯定体现了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反分裂力量，只会更大孤立极端势力。
要知道，早在八十年代，最大的泛民政党民主党就一直主张“民主回归中国”。只是后来由于泛民被定位成“反对派”，遭到打压，在香港陷入撕裂的同时，他们逐渐滋生了抗中情绪。但是以这次4位泛民议员与张德江会晤可以看出，只要中央肯释放善意，泛民便愿意积极回应和进行良性沟通。既然如此，中央在张德江访港所释放积极信号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重新审视和调整治港政策，甚至适时重启政改，又有何不可？
至于泛民，亦应放下意识形态的包袱，把握住时机，继续与中央积极沟通，增进对中国政治和国情的认识，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直面和参与解决香港的深层次矛盾，而不再消极抵制，更不是加剧香港撕裂。这种双向积极沟通，是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的必要之举，也是解决香港问题的必由之路。如此，透过积极沟通让香港社会弥合裂痕，走出困境，再借助“一带一路”的良机发展经济，就是张德江给香港带来的最好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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