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沛理／奥运火炬被怀疑一切的现代人称为「圣火」，流露出宗教式的敬畏，实在匪夷所思。
奥林匹克运动会经过被希特勒用作政治宣传(一九三二年)、恐怖分子袭击选手村屠杀及挟持运动员(一九七二年)，以及西方多国杯葛(一九八零年)的创伤和历史，到今日仍然保有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半宗教性(semi-religious)地位----将象徵奥运精神的火炬称为「奥运圣火」，流露的就是一种宗教式的敬畏----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这大概如美国心理学家姆斯(William James)所言，人总有「信的意欲」(will to believe)：即使在一个日趋世俗化(secularized)和理性化的年代，犬儒的现代人怀疑一切，只相信价值的相对性(relativity of values)的同时，也愿意甚至需要相信某种唯心、浪漫，近乎绝对的价值。奥运所宣扬的体育精神(sportsmanship)和公平竞技(fair play)，以及包含在体育运动本身的原始理想----让最优秀的参赛者胜出(May the best win)，正满足了他们这方面的心理需要。
对体育长期积弱的香港人来说，奥运展现的是人类体能的极限和形形色色运动的最高水平。他们站在山脚赞叹奥运的高不可攀，每提起奥运，心里有七分由衷敬意、三分自惭形秽。
可是北京举办二零零八年奥运，却把这个安全的距离打破了。由奥运圣火在全球传递并遭到阻挠的一刻开始，直至香港区火炬手名单公布，香港人单纯、天真的奥运美梦一次又一次被惊醒。
从这个角度看，北京主办奥运，不啻是一次大规模、影响深远的「袪魅」行动，为全香港的市民上了一课「后现代主义」，将政治的复杂、是非的暧昧和价值的含糊，以公开、戏剧性的方式做了解说。袪魅(disenchantment)又译作「除魔」或「解惑」，来自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韦伯所谓的「世界?魅」，指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对各式各样的权威、神圣观念和一体化的宗教性解释越来越不信任。
当然，北京主办奥运，所袪的魅不仅是香港人对奥运的纯真情怀，以及认为奥运只是追求「更快、更高、更强、更美」的天真想法；它还「解」了我们对国家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的一些疑惑。主流论述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支持北京主办奥运是涉及民族大义的大是，反对北京主办奥运是几近叛国的大非。我们被要求，甚至勒令无条件爱国。
这套论述背后的逻辑是：祖国是我们的母亲，她用江河的乳汁喂养我们，用大地的资源培育我们。只有当祖国是母亲，才可以表达我们对她最忠诚、最纯洁、最真?、最深厚和最伟大的感情；而爱自己的母亲是为人子女的责任。
问题是如果我们当祖国是母亲，祖国是否也应该当我们是儿女？一个好母亲未必要做到忘我和克己，对自己的职责作出无私的奉献，甚至为儿子作出彻底、惨烈的牺牲，但她至少应该对所生的儿女同样爱惜，而不会因利益的计算而亲近一个、疏远另一个。否则的话，若在关键时刻以利益的深浅来定亲疏，好处的多寡来分厚薄，那还怎样称得上是母亲给儿女的无条件的爱？
我不知道香港区火炬手的名单是怎样定夺得来，但任何人都看得见这张冷冰冰的名单没有承载着一丝亲情。这本来应该是母亲写给儿女的一封家书，却竟沦为朝廷论功行赏的一张委任状。结果有功者该升官的升官，该赏钱的赏钱，皆大欢喜。至於被界定为「无功者」的一群，不管多麽爱国，都只得做一个沿途打气的啦啦队成员(cheerleader)。
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霍震霆说，火炬手的组成是香港社会的缩影。霍先生也许不晓得他这句话有多麽准确：名单照明了香港作为一个自己人社会的潜规则，人际关系(connections)比甚麽都重要。你不是圈内人，就只能够是圈外人。
这样的一个社会可以把和谐、协商和共识挂在口边，但在具体操作上，它玩弄的是一套将弱势群体和持异见者摒诸门外的排斥政治(politics of exclusion)。奥运也许是「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the greatest show on earth)，但落在部分中国和特区官员手里，它不过是另一场「圈内人游戏」(insider's game)而已。
林沛理，《瞄》(Muse)杂志编辑总监，美国纽约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着有评论集《影像的逻辑与思维----从张国荣的生与死到张艺谋的真与假》、《香港，你还剩下多少----香港例外主义之死》(次文化堂出版)。[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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