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在上个世纪初叶面临同样的西方叩击国门，要求第一轮全球化的挑战。日本面对之，在经过明治维新的改革以后，基本上实现了日本和西方政治一体化进程。这个进程的核心，就是日本实行了以三权分立的政治改革。其政党、反对党政治，议会政治，报业自由等等建制，在"日本无革命"（大隈重信著《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一书中语）之历史中产生和建设，且逐渐成熟。其中，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宗教文化，在结合了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以后，本着日本人一向以来对待其神道文化的崇拜和服膺，达致了西教东渐的本土化的过程----也就是说，达到了日本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最初融和。日本武士道精神，在采纳了孔孟之道和阳明之学以后，最后转向神道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结合----这样一来，日本最初的宗教融和局面，得以完成。
但是，这个宗教融和并未醒示政教分离，尤其是政道分离的原则----政治民主进程和神道文化的区隔----遂埋下政教一统之祸种，在战争问题来临时，乏于应对之道，且被殖民主义的文化合力推导，走上枉顾民主异议的军国主义道路。
然而，我们在剥离其对外扩展这一点看，日本政治维新还是可资借鉴，不乏正面启示的。其中，引领日本改革的人物，在经过亦上亦下，进退自如之仕途路径以后，完全影响和直接参与了来自政府和民间双方作用之的启蒙运动，使得日本知识分子基本上主宰了该国的文化建设和政权改制。所有伟大的日本知识分子，都进入过日本政府，最高官位达致内阁总理大臣，如，木户孝允，大隈重信，板垣退助，伊藤伯文等人。这些类似法国复辟时代之知识分子进入政府的、影响和左右政府的日本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使得该国避免了他们历史上一向不曾出现的革命。这就是大隈重信之"日本无革命"说的历史与现实。
这个无革命，一来，造成了日本传统文化，幕府文化和王政文化的政治重构；二来，造成了日本宗教文化，神道文化，武士道文化和东西方宗教文化，佛教和基督教的重构；三来，其阶级划分，在延续了武士阶层作为上对大名阶层，下对平民阶层的中介以后，逐步走向公民社会。完成了武士阶层渐微消亡的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最后，使得武士和武士道精神转化成为一种历史博物和文化遗产。
其中，日本大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和政治定位之精准，是其抛弃东西方负面文化遗产和精神诉求的关键。不像中国知识分子，在经过了一百多年的争执和试验以后，或者如陈寅恪吴宓等，气节骨品虽然高企，却不能引领大众从式微的儒教中获得精神启示和行为规则；或者如胡适之等人，在蒋介石政权和自由主义之间徘徊不定，以至于使得民主宪政不为中国民间所知和实行；或者如毛氏小知识分子辈，借助俄国势力形成暴力革命，断送了中国实行正面西化或者全球化的路径。而在中国官方和朝廷，政权一面，或者对于民间抗争予以镇压，或者对于改革与宪政久拖不决，或者灭亡于民间革命，遂出现"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改朝换代，甚至不及于前朝的文化灭绝和政治堕落。全无日本在阶层之间，官民之间，知识分子和官方之间的流动和变通，造成你死我活的敌对局面，一直延续至今。
于是，日本在上上个世纪末叶完成的一系列政治改革，中国迄今尚未起步，乃至于还停留在对于所谓社会主义是不是可以救中国之讨论上----还停留在共产党是不是可以挽救，可以改造，可以民主之问题的讨论上。须知，这些课题的讨论，在日本百年前已经做定。日本人的社会主义研讨和追求，在明治时期，经过片山潜等人的努力以后，基本上为日本社会所抛却。不单在思想层面日渐式微，在政治路径上，也使得社民党人纳入选举文化和议会政治，从而把暴力主义的势头，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并不完全是一种镇压行为，让社民党人纳入政治轨道和规矩方圆之中，是为根本。以后，日本共产党虽然存在，但是已经成为一种边缘化的政治力量。（前此，我们在关乎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论述中，已俱其详。）
那么，日本政治改革既然几乎完善之，成熟之，何以日本很快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变宪政民主为神道僭妄，变儒家和孔孟之为武士道精神，为一种惨绝人寰的屠杀之道，变民主言论和自由选举之文化为一种法西斯国家主义思维与行止呢？这个转折来得同样如樱花开落，迅雷骤雨，几乎无法逆转。其中，日本人在几个方面没有做到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为其错，其罪！
日本人融化神道与儒教，佛教和基督教，不可谓不成功；日本人结合天皇崇拜和政治现代化即君主立宪，亦不可谓不成功；日本知识分子影响民间抑或进入仕途，产生官方和知识界西化或者化西，欧化或者化欧之举，亦不可为不成功……但是，其中要诀是，他们的神道和政制，对于民主政府的作用反而大于民主政府对其之作用----也就是说，神道天皇说，在没有政治约束，又无法给予众绎的情形下，一旦脱离政教分离，就会复辟为一种绝对精神和普遍意志而左右社会舆论，而出现民粹结合精英的独裁政治而背离民主----此时的民主已经转换成为神道政治操纵的民粹主义和侵略论。
二，明治以后，日本武士道精神不曾顺势应变，思量改革，终于转变成为日本军阀对外扩张的精神诉求。其中很多原有之义正好附和晚些时候的战争野心和武斗残暴。在《武士道》一书里作者新渡户盗造说过和本尼迪克与小泉八云一样的话；中国的周作人和戴季陶也有附会。但是，他们很少拿自由民主比附武士道精神，这是中外作者疏于点到的要害。我们说，武士道精神在正面意义上，反对了，或者预见到日本战争的邪恶----同样，武士道所谓负面因素却成就之，唆使之。（比如，在战争问题上，该书作者开宗明义就援引英国美学家拉斯金的战争之美论。说----
"当我说战争是一切技术的基础时，也意味着它同时是人类一切崇高的道德和能力的基础。发现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很奇异的也是很可怕的，但是我知道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简言之，我发现所有伟大民族，都是从战争中学到了他们的语言真理和思维的能力；他们在战争中获得涵养，却因和平被糟蹋；通过战争受到教育，却被和平所欺骗；通过战争受到训练，却被和平所背弃；一句话，他们生于战争，死于和平。"这就是号称和日本同样是伟大岛国学士的名言。日本人的武士道之全部精神根据，也许全缘于此吧！其中，政治解读的含义，又是来自国家主义的尚父理论。他们援引俾斯麦的话说，"极权政治的首要条件是统治者具有正直、无私的强烈的义务感，精力充沛和内心谦虚。"于是作者敷衍道，"民众舆论和君主意志，或者民主主义同极权主义就融和起来了。正是这样，武士道也接受并且坚信与通常赋予这个词的意义不同的父权政治。……专制政治和父权政治的区别在于：在前者的情况下，人民只是勉勉强强服从，反之，在后者的情况下，则是'带着自豪的归顺，保持着尊严的顺从。"这个奇谈怪论只有中国人可以接受吧！
他还援引中国古代名言"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是也！于是，武士道的政治精神就被这样定格在作者预期而未知的侵略和战争中；日本士兵和人民，也就这样"顺从"了他们的父权极权于万劫不复之地！
同样，这个作者也意识到，如果极权主义实行诛心之举，就未免不成道理。他说，苏格拉底是服从国家意志之范型，"他生则遵从良心，死则服务于其国家。"但是他说，"国家强大到居然对其人民要求良心的指挥权之日，那才是可悲的！"这个道理和他前面的父权主义，刚好矛盾----也就是后来的学者所谓，极权主义之国有化经济和国有化思想之谓。这里可以不用解释这个常识。毕竟，新渡不是哈耶克。
举凡他所言之武士道，就是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复仇等等。同样从正负面究之，都是理据和理据之反。义，是为义务----而义务，来自先验，还是后验，是国家，还是个人，是群社，还是个性，就成为义理之异。如果只是义务于神、皇，则就是战争论。反之，就是反对之之论。
勇，也如是。"见义不为，无勇也！"却也要先规定"义"之前提。就是，要在议会和媒体上作现代示异见展现，多数表决，人民检验。不是皇权为义，为之而勇。
仁，更是对于日本战争现实的嘲讽。至于说武士本来就是同情弱者，败者，那么，南京被戮者，是什么！
礼与诚，似乎牵涉到武士道的轻功利主义。但是，战争，不是一种最大、最野蛮的掠夺？！
所以，任何在非政治框架里谈论的真理往往容易走形。我们说，基督救人，还是人救基督（见汤因比言）；国家救个人，还是个人救国家----就是主权、人权之对----都是匡正纯粹精神于法度，于规矩的尺度。至于高歌一个八岁童子如何上下左右，切腹自尽，尚谈及灵魂居住于腹部，究竟是美，还是丑呢！）
四，佩里事件后，他们的新殖民主义即其"十字军远征"，"亡羊补牢"却为时已晚，既无历史合理性也无历史可能性，成为西方宗教侵略的狗尾续貂----尤其是其"大东亚共荣圈"主张的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精神，却恰恰成为远远落后于西方宗教改革的独断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样一种田中精神的反动和野蛮，必然使得其侵华罪行，无法像西方全球化那样正负兼行，各有评说，在野蛮和公正双方得道而行，成就了他们的价值说的内涵正确论。又同样缺少监督和制衡，武士成为军阀（军部）的势力坐大，也就突破了政治制衡的议会民主和宪政民主，走向所谓近代武士道精神，完全不可理喻的暴力挞伐之路径，也就是侵略之路径。
三，其武士阶层的近代社会演变，没有形成制衡其制度的政治模式；一旦武士即变相军人阶层独大于兹，而日本人又对于这样一种传统势力的"现代化"，无知无道，无约无束，遂使武人挟制文人，军人挟制文官之势形成。造成军阀制局，操纵政治的势头。且一旦上下同构，举国拥护，就很难匡正，无法更变。武人势力不灭的现实和历史因素，最终败坏了明治维新的国家体制和权利制衡。于是，日本人原来统合现代化和传统精神的武士道中介，成为养虎遗患之因素，且是主导因素。这个现象可以用胜败萧何之谓：武士阶层形成了日本社会历史的恒常稳定结构----同样，武士阶层的独特地位，也使其权限不受控制，受到所谓民众支持----而这个支持的历史原因和现代原因同在----是为胜败优劣之谓。
四，我们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西方民主精神，并未一开始，就变成一种国际民主精神和人权精神；西方民主，一直以来，就伴随着其殖民历史即全球化精神；就连恩格斯这样的所谓解放精神的提倡者，也同样在某种事件发案后，咒骂东方人民为一种愚民（见关于上上个世纪初叶，"香港面包投毒案"时期恩格斯的言论）；并要求牺牲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并合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之须。这样，日本人和英、法等国一样，对内实行那个大宪章主义，对外，实行鸦片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和侵华战争，等等。又，日本为殖民主义后起之秀，他还要面临和西方列强争夺殖民地的争斗，如，日英联盟，日俄战争等（而中国的生存，几乎就是依靠以夷制夷维系之；是华盛顿会议取消了日本在华的特权；抗日战争，与其说是中国的胜利，不如说是美国的胜利。）
最后，在日本人的理念构造上，正如上言，一方面，他们准确选择了西方之政党政治和三权分立思想，把"期成国会"变成现成国会，把民间势力，变成合法的反对党政治。但是，从其争执所谓"征韩"论以来，其吞并支那和世界的梦想，从来没有被其知识分子和官方政界所反思，所抵制。大隈重信这样明察秋毫和福泽谕吉这样放眼世界之人，在这个问题上，都具备扩张主义和侵华倾向----而且，签订马关条约者，为伊藤；要挟签订二十一条者，为大隈。于是，人们清楚看出，日本人的两面性。其珍贵之一面，就是启发日本人所谓先知先验之自由精神（谓之：改革，是催生其传统已有的自由精神之助产婆（见《五十年》一书）），于其所谓化欧时期，造成改革成功；其弊端一面，则是举国赞成扩张和侵略，且以神道精神附和之，鼓吹之。其战胜俄国，出兵伐清，甚至在三十年代公然侵略中国东北，是为证！
其中，更加深层次者是，日本的两次战争，造就了他国的革命----虽然，他们重视的所谓日本无革命说，可算是功德圆满----一次，就是日本战胜俄国，使得一米五九身高的东乡平八郎成为日本英雄；一次，是侵略中国，使得同样一米五九的山本五十六，成为殉国----而他们的侵略和战争，使得历史出现一种偶然：俄国战败的因素，成为后来俄国布尔什维克取胜因素之一；中共，又缘于抗战合法性，成为发展壮大的成功者和胜利者。于是，日本人的贪心不足蛇吞象的"壮举"，不单祸国殃民于其自身，而且殃及其邻国，造成一种耐人寻味的历史偶然。他们的"没有革命"，造成了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这个话题，当然有待更加深入的解析。
那么，日本知识分子如何对待他们内战以后，不同于丰成秀吉和德川家康的战争与和平之课题呢？
在《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一书中，明治外交，是为一章；但是，经过全民血战和倾国变动的中日时局与国情，却被大隈重信几笔带过。举其要言----
谓之，日清开战之号炮为日舰击沉清高升号。"七月二十九日（明治二十七年）日本军破请兵于牙山。八月一日东京北京各布宣战之令。是役也延至翌年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四日马关约章押印之时始结局。"其中关键之处是，1，清日之间对待韩国地位的争夺已是国际争端，无双方是否侵略之说。2，日满对峙，造成日本势力强行夺韩。3日俄之间对马关以后发生分歧，俄皇劝阻日本占辽。4，俄实占据辽东半岛。5，英德协曰各国均分在华利益。6，俄清密约，俄独占满洲。7，对此，形式日英联盟。8，法国助长俄国侵占东方野心，日俄关系破裂。9，俄佯装撤兵于满，提出七条要求。10，交涉失败，日俄开战。
这种日、满各打八十大板的写法，值得中日研究者重视。我们只是从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中，才详察伊藤伯文和李鸿章的谈判细节。伊藤那时那种蛇吞象的贪婪和餍足，不是一般笔墨可以形容的，亦见日本人的丑陋（----这是伟大和丑陋给予一身之日本人！）（见笔者《李鸿章对伊藤博文如是说》文。）举其要言----
"第四次谈判。互相寒暄，尤其是问道李的伤势如何后，很快转入正题。
首先李鸿章说，"赔款二万万，为数甚巨，不能担当。"
伊云，"减到如此，不能再减。再战则款更巨矣。"
李说"还请减少"...
伊云，"万难再减，此乃战后之事，不能不如此。"
李云，要借外债。
伊云，可四十年还清。
又谈到利息待遇。
李比喻说，"譬如养子，既欲其长，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
伊云，"中国启可与孩提并论。"
李中途作个结论，二万万太多，营口，台湾不让。
又谈到"停战"限期将近，可否展期。伊藤说，"如和约已签押，可以展期；否则不能。"
最后谈论日本禁烟，中国禁烟不成。
伊藤走时，李鸿章再请压缩赔款，伊藤笑而摇首：不能再减。"
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就是伊藤对李，是做了最大让步，换成别人，中国更惨。是待考。
在研讨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关系的课题时，我们自然涉及希特勒颠覆魏玛宪政和魏玛文化之举。他借助民主选举毁灭了民主宪政----这当然是一个悖论----与其说希特勒利用了民主，不如说，正是他毁灭之。这个历史的原因，坊间多有说法，含其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犹太人与官方之沆瀣主义，国际间的绥靖主义，美国的孤立主义，不一而足。其中，民主和侵略之议题，自然也是不可或缺。民主之核心即为民意----民意于某时，会发生某倾向性，一旦民意被操纵，多数民主意志转向，暴虐少数，不融异见，即成民粹和独裁----他们都是打着国家复兴和人民解放（希特勒式的雪耻和解放）之借口，鼓吹之，实行之----少数派的国内观点和少数派的国际观点，就落在身后，被遮蔽，被拒绝了！（就不要说英国议会，曾以多数派通过对华之鸦片战争！那也是"民主"决定！）
日本人明治维新以后的军国主义改变，有迹可寻，且证据确在！这个转变，也是对内民主和对外侵略之事实，之证据！从《五十年》一书里，大隈编写的明治几十期议会主旨，到明治以后，日本民主政治转向，皆给出了证实我们结论的事实。这个事实，同样是"民主对内不对外"之西方政治历史之证----虽然，这个做法，正在被现今的美国政治所改变，但是内涵极其有限----如，前此的越战，韩战，现今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
那么，日本人在政治改变时期的轨迹如何？其议会体制受到攻击，军阀势力结合皇权政治，是转戾点。也就是说，民主议会制度和政党政治一旦收到侵蚀，掩藏在皇权政治中的非理性主义就开始上升，乃至遮天蔽日，民疯民狂，一发不可收拾。加之爱国主义转换成为神道变种，日本人所谓一向以来的避免血腥，从避免革命蜕变成为迎接杀戮和侵略。于是，大隈重信本人，也就一分为二，为两个人：一人，是其民主创制者，一人，是侵略元勋。所有日本传统和日本文化，在侵华战争中，结束了他们的维新价值，变成一种兽性原则和无原则，无人道，无人性。事情就是这样残酷，惟一不二----没有日本人侵华战争中的任何观念和理据可以被谅解，被通融----那是不折不扣的反日本民主之负面遗产----是丑陋的日本人的不二写照。
这个论点之举证与过程，辑如兹----根据大隈之《日本开国五十年始》，我们看到这种转变。
如，明治第十五届议会，由陆军大将子爵贵太郎任总理大臣；第十六届，议会两次解散；十八届时"俄国不践约撤兵于满洲示永久占领之势。交涉起于日俄之间，其议延及于朝鲜半屿。日本政府径向俄国而求妥商，亘数月而不得归决。民众渐愤慨其外交之缓慢。主倡开战者结成对俄同志会。议论壮烈。""明治三十七年二月九日日俄开战。日本人民举国为政府后援。……盖人心倾注于对外而不争竞于选举也。"第二十次议会军费大增至三亿八千多万圆。二十一次，增"军费七亿八千万圆"。其中很多迹象表明，此时的日本议会尚在朝野、皇权民权、议会权之间龃龉斗争。很多想法依然杰出，如，十四届时提出，"盖赖君主信任为宰相于专制政府者易。以政党之首领统领立宪内阁者难。君主一人，政党多数，得信任于一人与得多数信赖则不同也。"指出多数少数，皇权议会权之定位。又，第十届，"此时新闻纸条例改正，始费发行停止之例。是为言论自由之新纪元"。这些都是内政正面之迹，唯独对外，是所谓举国一致，导致官民之间的一致扩展意志未得阻碍。
其二，由武士阶层的参与和渗透的政治传统，导致其军人势力坐大，以至于左右和一统政界异见，从而终结了文人政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如，大正三年，大隈内阁满族了"增设两个师团的任务"并扩充海军。（见《日本史》依田憙家）。昭和五年，因为削减军舰问题，日本军部攻击其内阁。强调"军队的统率权来自天皇，"，日本军方参谋本部代日签约是侵犯统帅权。军部势力坐大，常常"随意地发起军事行动，造成既成事实，强加给政府。"（同上书）。昭和六年，日本右翼企图打倒政党内阁，建立军政府，未果。随后发生暗杀犬养首相事件等"血盟事件"。政治走向开始充满血腥。元老西圆寺公望采纳了反对政党政治的主张，推荐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相。再随之，陆军省发布实行统制经济之说，坐大军方势力。遏制言论自由猖獗。
自由主义和反侵华论派教授泷川幸辰、矢内原中雄和津田左右吉，被免职和查禁事件。昭和十一年，青年军官袭击首相官邸，岗田首先遇险。随后，广田弘毅内阁接受海路军大臣由现役军官担任之制。军部可以废黜现役大臣。昭和十二年，陆军大臣宇垣一成，林铣十郎和近卫文麿相继组阁。届时，发生驰名中外，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至此，日本民主完全转换为日本屠杀。
其中，众所周知之《田中奏折》，是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展到极至之证明。奏折中言广为知晓，再引述----
"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提出"满蒙积极政策"，世称《田中奏折》。这个秘密文件的主要内容是总战略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日本获取全中国的资源以后，"就可以进而征服印度、南洋诸岛、中小亚细亚以至欧洲。""大和民族在亚洲大陆显露身手，掌握满蒙的权利则为首要关键。"
《田中奏折》提出日本"应开拓满蒙富源，以培养帝国恒久的繁荣。"为此，日本必须千方百计地取得满蒙的土地商租权、铁路建筑权、矿权、林权、对外贸易、海运、金融权等；日本人自由出入满蒙；设置日本政治、财政、军事顾问和教官；大力奖励朝鲜移民；派遣军人潜入蒙古，控制旧王公等。为了管理满蒙的事务，日本政府要设置拓殖省即殖民部。
《田中奏折》认为："日本除采用'铁血'政策而外，而能排去东亚的困难"；"将来欲制中国，必以摧毁美国势力为先决条件，""不得不与美一战"；"最近将来，在北满地方必与赤俄冲突。"因此，日本计划"以军事为目的"，迅速修建几条具有战略价值的铁路，把满蒙与朝鲜连成一体，加强对我国东北的经济掠夺。
《田中奏折》提出的侵略步骤是：第一期夺取台湾，第二期夺取朝鲜，第三期夺取满蒙，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全世界。该奏折写道："第一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全世界"。该奏折写道："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三期征服朝鲜，皆已实现。唯第三期征服满蒙以征服中国全土，……则尚未完成。"奏折继而提出侵略中国的具体办法。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即按此计划，以"铁血主义"即武装侵略的方针，并通过"贸易"、"移民"、"开拓"、"经营铁路"、"经营厂矿企业 "等等一系列侵略形式，不断扩大和加强其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范围和势力。"（引自网络资源）
这个过程，比较希特勒攫取民主要为漫长，其轨迹和特征则同，就是一种爱国主义，民族扩张主义加之新殖民主义。
其三，就是所谓日本国民的爱国主义和天照子民的扩张野心----这个野心可以说是晚来的"'新'殖民主义"，也就是在西方列强瓜分完毕世界以后，日本横空出世的侵略政策。此国策，甚至造成了他们在二战末期拒降玉粹的疯癫之举；就连十几岁的男童，也要应征入伍；国民财政的百分之百，用来战争，致使饿殍遍国，羸女持家，遍国废墟。
于是，日本的侵略野心，造成了类似俄国和中国革命造成的乌托邦，战争和革命的"理想"终致邪恶和罪虐；是东亚两个大国给予世界和人类造成的涂炭和毁灭---- 好在，日本被原子弹炸醒，回到他们在大隈重信书中论述的民主原则中去；也就是说，他们完成了一个悲惨的轮回，又复回到他们再早创制的体制、也就是民主体制之中，且将天皇精神和神道原则，打回到政教分离的现实政治结构之中，同样效法了西方的恺撒和上帝之分域----这是一切极权主义政权不可理喻和无法操作的实践；而中国现实，就无法进行这样的分域和分离----这也是中国人不能回到哪怕专制主义国家结构的要害所在。
最后一个问题是，全球化的扩张主义和闭关锁国的封闭主义，造成了日本和中国的两种治国模式。日本，在度过"尊王攘夷"和"脱亚入欧"的改革时期以后，并未能够摆脱殖民侵略的军国主义政治----而中国革命论，造就的反抗侵略和民族独立，却忽略了民族民主----于是，日本和中国这个两个亚洲重要国家，在二十世纪，同样经历了悲剧的命运。摆脱这个命运的日本，很快回到民主主流社会的政治建构之中；而中国，还在经历孰去孰从的迷惘境地----他们中的政治见解，甚至停留在这样一种奢望之中：我们可以几乎永远不走明治维新和西方民主之路，却也可以同样造就中国的强大和崛起。殊不知，正是因为日本在二战以前，偏离了民主之路，走向军国主义，致使迎来战争，遭到破坏，乃至几乎毁灭；而中国，或者中共的不民主之路，是不是会因为中国无侵略（近代以来），就会避免破坏和毁灭的命运呢？
问题的提法应该这样。德、日两国虽然经历了二战前后败坏民主的政治实验，引火烧身，自取灭亡，但是，所谓石在，火种不灭----他们战后实行的再回民主建构之道，不是没有"先验"之路径的----这和中国历史上现实中本来就没有民主不同。魏玛宪政和明治维新，就是他们回复民主的基础。大而言之，西洋和东洋的政治观念，在异构于中华文化时，本来就不是一个基础，一种传统和一种思维。我们同意"日本无革命"说，就是因为日本人同构神道，皇权，幕府和王政，他们欧化或者化欧于西方，却基础于本土的文化兼容主义。革命之所以不在日本，和民主之所以本在德国，使得他们绕过几十年短暂的法西斯主义，恢复了自由建制和公民社会。这也是其应有之义和传统之道。我们说，希特勒和东条英机，并不能涵盖整个日本文明和德国文明，因为，那种违背日本和德国历史的倒行逆施，并非德日文化的所在，而是其反文化之所在。这个议题，关系到对照中国的传统和文化定位。
中国文化里，本来就没有民主。这是此前很多学人之共识。但是，中国文化里本来也没有法西斯主义，这一点，同样要给予重视。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革之所以走到法西斯主义，把坦克开到街上，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大隈重信甚至俾斯麦这样的改革者。毛、邓秉持的革命和改革原则，距离明治维新思想还差一万里。所以，中国人既不同于德国人，也不同于日本人。中国人在戊戌变法时期接近了国际思潮。孙文和再早的四君子，确是提出了接轨国际法则的维新和变革。但是，他们在超越中国原有政治体制的时候，完全没有僭越中国传统政治的可能性。1，他们没有日本朝野的接轨和民间向官方流动的明治体制。2，官方接纳四君子，本是民为官用，而非官民结合。3，朝廷本身，并无明治时期的民主和议会，将庶民阶层纳入众院。4，革命使得孙文进退无据，最终走向俄国----他曾经觊觎日本而被斥回。5，于是毛贼蜂拥，既断绝中国文化传统，又断绝西方主流价值，成为断绝革命和反文化造反。6，邓改革，秉承另一条思路，就是接轨国际资本的无民主秩序，将之结合中国传统中的皇袭政治和血脉政治，造成党阀和资本家同轨，唯独排斥民主。7，于是，日本维新之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几代人的抵制和歪曲中迄今毫无出路可言。
这是我们看待日本无革命和日本民主多于批评其侵略之所在。也就是一般而言，我们不可以其恶，比照我们之所谓"善"（近代无侵略----只有挨打的历史）。我们应该反向关照，以其改革之善，来对比我们的恶----历史与现实皆缺乏民主----传统之缺乏，不应该是我们责备古人之处----现代化缺乏，政治民主之现代化缺乏，只能责备我们自己。于是，在我们谴责日本人的历史责任的时候，如果规避了他们的改革和维新，忽视了他们的宪政和民主，那么，我们自身的极权和专制，就变成了我们的人民和知识分子自我原谅，再铸错误的历史。这一点是中国人百年落后于人，落后于日本，而后，还要继续之的，根本不可存在的理由。难道我们还可以沾沾自喜，不思改进吗！
最后，我们看到，中日两国政要近期的对话和访问。就如我们看到上上个世纪初叶，中国知识分子大批负笈东瀛，却造就了一个和日本体制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线。比如鲁迅，比如周作人，比如康梁，等等，他们提出了什么样子的中国民主与日本民主可以连接的政治主张呢？现在的政要和知识分子，如果没有任何反思大隈重信和福泽谕吉的学理和实际可能，那么，短视和偏见，将继续存在于中日关系之中，永远不得解决。五四运动规定的反日情绪，更是不见明治和大隈，只见马克思。他们不知道，否定日本侵略，振兴中国之关键，正好应该是由中国知识分子学习明治维新的改革，西化和化欧，挖掘和研讨中国何以没有民主于历史，于现实；抑或挖掘中国学术中潜在的民主思维和民主规则于革命或者改革----这才是救国之道----就如日本人挖掘其原有之自由传统，甚至社会主义传统，于之历史；遂产生改革是催生其历史传统中的民主与自由（见前论）。
就是以俾斯麦肯定的日本改革，匡正中国革命和改革的斜途恶道。这是中日政治比较学的要害，也是中国救国之道学习日本维新的不二之择。（俾斯麦谓之，一言中的：日本改革是政治改革；中国维新，则是工具主义之船坚炮利……；故日本成功，中国失败----这就是中国的科学主义；加之民主变成民疯，五四之百家，直接导向极权和民粹之根本原因。）
事情难道不是这样规定的吗！
而日本人，日本官方和其知识分子否定他们的侵华历史，将民主与侵略比照研讨之，以更新其思维，产生一种可以启示于日本，启示于中国之构想，也将是其对于亚洲的政治思维的新贡献----就像西方人反思其殖民主义历史，反思其一向以来的支持共产党，败坏民主历史一样，他们应该对其先行的对于极权主义的绥靖主义和南桔北栀之经济主义主义进行反思。否则，历史就会重演。日本军阀和希特勒亡魂的出现，美国孤立主义和张伯伦投降主义的再出现，将会以可以预估的方式，酿成今后无可规避的世界灾祸----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逻辑。
故此，任何大日本主义和小日本主义，都可以休矣！
支持日本或者反对中国的叫嚣，如果没有上述反思的前提，都会成为无稽之谈。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