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刑对于一个人精神的伤害远远大于肉体之痛。遭受此种打击却还能从“疾风怒雨”的心理阴影中走出的人，亘古少见。但欧洲中世纪的阿伯拉尔与中国汉代的司马迁却做到了！二人同遭阉割，不仅没有倒下，反而“退论书策以舒其愤”，爆发出更大的精神能量，写出了一部千古华章。这一切，恐怕是当初滥施暴力者所始料未及的！试想，如果他们的身躯未遭删刈，便不会有隽永深刻的《劫余录》，虽然司马迁仍然会著述《史记》，但其笔锋也会因少了几分世事磨洗而黯然无力！阉割之于他们，便如将其精神之剑投入冷水之中加以淬火。是的，对于杰出之士而言，肉体的毁坏，足以刺激其精进不休、升华蜕变；与此相反的是，一个人的精神一旦惨遭阉割，则其肉体再是健全，也无法掩饰其品格之残缺与灵魂之渺小。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不绝于史！
正文：《报任安书》是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在刑余之后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文中，司马迁以沉郁的心情，陈述了自己因言获罪的遭遇，抒发了内心的痛苦和远大的志向。篇中行文大量运用掌故，杂以排比、对偶等多种修辞手法，显得一气呵成、气势宏伟。鉴于其主旨宏大，端绪众多，笔者仅将太史公与少卿所述列为五点，以飨读者。
一，答复对方：为何自己不能推贤进士？
司马迁遭受腐刑之后，被朝廷委以“中书令”。在常人看来，这是一个“宠光无限”的职位。因为担当此任者，既能与圣上形影不离，又有“拾遗补缺、劝谕讽谏”之大权。
俗话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眼见司马迁身为“天子近人”，却不能“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其挚友益州刺史任安不禁大惑不解，于是给他写信，让其效仿古之贤臣，为大汉举荐人才。
对此，司马迁先是表示惶恐与无奈，“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无谁语”，而后发自肺腑的言明自己形格势禁的苦衷，写下了“士有四耻”论。
所谓“四耻”，是与“智、仁、义、勇、行”这五德相对而生的，分别为：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
意思是，没有什么灾祸比贪图私利更使人痛心，没有什么悲哀比伤创心灵更为可悲，没有什么行为比辱及先祖更加丑恶，没有什么羞辱比遭受宫刑更为可耻。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