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抗议玉林狗肉节的世界“闹钟”再次响起，不过这次双方冲突的激烈程度不及以往，而作为“吃瓜群众”的第三方，围观兴致也减退不少。
爱狗人士抗议玉林狗肉节
“拜狗教”与“嗜狗族”的斗争是近几年才进入公众视野的文化现象，毕竟玉林狗肉节也不是一朝一夕，但它从局部“内斗”逐渐扩展成了一场世界性的对中国食狗文化的讨伐就值得引起注意了。
众所周知，中国是最早驯养狗的国家之一，吃狗肉的习俗源远流长，并形成了狗肉文化。“挂羊头卖狗肉”的俗语，就表明狗肉要比羊肉多，历史上吃狗肉的饮食行为非常普遍。
所谓“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樊哙、高渐离等都是杀狗卖肉的，满族人不吃狗肉，传说是狗救过努尔哈赤的命，但即便如此，清政府也没有下令禁食狗肉，而是采取很包容的态度对待，所以可以看出狗及狗肉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到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中。
与此同时，中国也是最早养宠物的国家之一，在帝禹时期的国土资源考察报告《山海经•五藏山经》里就记载着养宠物的习俗（参阅《全本绘图山海经》），此后并逐渐形成了宠物文化，主要的宠物有鸟类和猫、狗等。
奇怪的是，近年来随着西方文化大举进入中国，由于西方人不吃狗肉，中国的狗肉文化倍受指责；由于西方人爱养宠物，中国的宠物文化倍受推崇。甚至有一些国人对狗肉文化大加打压，试图从立法上扼杀狗肉文化。
其实，从文化多样化的角度来说，狗肉文化与宠物文化都有其存在着的空间，两者可以互不干扰——你养你的宠物，我吃我的狗肉，按照“求同存异”的原则为“和谐社会”做一份贡献。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没有错，对动物进行大规模的杀戮也是应给予严厉谴责的。
但关键在于，“拜狗教”与“嗜狗族”的缠斗发展到今天，它的文化内涵是否已经发生了改变。
所谓由极端爱狗人士集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已经蒙上宗教的色彩，更添加了无意识的狂热。
玉林狗肉节的存在恰恰为这些“拜狗教”众提供了一次“朝圣”的机会，提供了争夺群体性共识的平台，这种运动的文化心理其实还是面向自身，冲突一直都处于幼稚期，个人或集体的意志，其实都是绑缚在他者的欲望之上，确切说就是西方文化的镜像之上！
“拜狗教”和“嗜狗族”从根本上并不存在什么不共戴天的仇恨，双方拥有内在的统一性，在吃狗与否的层面上的矛盾并不是主要矛盾，极端的情绪和过激的行为都会严重破坏对统一性的还原。
如果有一天玉林狗肉节真的被取缔了，“拜狗教”会陷入暂时性沉寂，而“嗜狗族”可能转而又会扮演“拜狗教”之前的角色，伸张自己的权利。
只有在这种斗争中才能让第三方产生思考，也能让参与主体感受到存在感，获得自我认同，但就怕这种争斗被第四方利用，或者说它本身就是第四方意志的衍生物。
所以，对“拜狗教”和“嗜狗族”任意一方的打压都是没有必要的，只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就可以维持一个被关注的恒温，当第三方的思考达到饱和，关注温度达到冰点，这场斗争也就不再承担任何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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