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年鉴（1854）》为什么这么重要？

《上海年鉴（1854）》（Shanghae Almanac for 1854，and Miscellany）由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在上海图书馆收藏“罗氏藏书”中发现，这一发现把上海城市综合年鉴的历史推前八十余年。经梳理考证，1854年版乃该系列年鉴中的第三册，也是中国内地现存最早的年鉴。《上海年鉴（1854）》刚刚由上海方志办和上海书店出版社重版，研讨会也将于6月28日举行。

《上海年鉴（1854）》（现藏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

（一）

这本Shanghae Almanac for 1854，and Miscellany（即《上海年鉴（1854）》）是《北华捷报》）出版的第三本《上海年鉴》。全书分为两部分，后面一部分是“文录”（Miscellany），前面的主体部分，是“年鉴”，即Almanac。书名Shanghae的拼法与今天的Shanghai略有差异，前者更近上海的本地发音。而Almanac一词在现代的英汉词典里有“历书”与“年鉴”两个义项，所以此书到底译成上海历书或上海年鉴，说来就话长一些。

其实在西方，Almanac本来也是一种每年行世的历书，其中载有气候预测，农民的耕作时序，潮水信息以及与日历顺序相关的表格形态的信息。所以在1822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编纂的历史上第一本英汉词典中，Almanac（也可以拼作almanack及almanach）一词仅被译为“通书”（即历书），并无今天“年鉴”这个义项。以后百余年相继出版的英汉词典，均只有“历书”这个译法。但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英汉辞典，如《英汉四用词典》，在“历书”的同时开始出现“年鉴”的译义，以作为第二个义项。此后一直到最近2015年商务印书馆的《新英汉词典》都是这两个译义先后并存。但是也有例外，1989年梁实秋所编《袖珍远东英汉汉英辞典》中，“年鉴”已上升为第一个义项。

既然英汉词典以年鉴与历书并列为almanac一词的译语，尤其有已有词典将年鉴置于历书之前，说明编者已经注意到这个词在西文世界的许多场合其实是当年鉴用的，而远不止是历书的对译。或许在马礼逊当时，他已知道这个词有年鉴这层意思的，但很可能是因为当时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年鉴这种形态的出版物，所以他只能取通书这个义项而已。当然在西文里，该词的原义也的确是历书，但到后来却已发展为兼有年鉴的意义。

尽管在西方，Almanac作为“年鉴”而不是作为“历书”的含义并不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但我们可举些代表性的例子，以作进一步的说明。比如Almanach de Gotha，可译作《哥达年鉴》，是1763—1944年间（后来1998年又恢复出版）逐年出版的关于欧洲王室、贵族的资讯，与一般的历书并无关系。在美国一直到今天还有每年一册的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这样的书出版。该系列的书从1886年开始，一直到今年，连续出版131个年头了。这当然也是年鉴类的书，其中并无历书常有的那些内容。

《上海年鉴（1852）》《上海年鉴（1853）》。

考虑到这本Shanghae Almanac的内容，显然译作“年鉴”合适一些，因为里头有超出历书所包含的许多信息。近代年鉴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在中国，20世纪以前没有与之相称的连续出版物。设想此书在19世纪出版的当时若有人立即将其译成中文，也绝不可能用到“年鉴”一语，因为中文“年鉴”这个词在中国要到19、20世纪之交才出现。

如果论到历书的起源，自然在中国这样的历史悠久的国家，是可以推至久远的上古年代的。中古时代以后，历书例由皇家颁行。据考证，至迟到晚唐便有印刷的历书出现。但本书所论内容在于年鉴，无需专门讨论中国历书的源流。但若论及近代年鉴，则应溯源于欧洲，本书《由早期英文年鉴论〈上海年鉴（英文版）〉编纂》一文对此已经有简要论述，故此处不赘。

但我们现在用来翻译Almanac的“年鉴”一词，在中文里其来源的英语词却是yearbook（或作year book），而不是Almanac。其实yearbook此词出现甚晚，这种出版物起先是由学校刊行的，反映该校每年最重要的事件。后来推广开来，用于登载各种机构（包括国家、城市、各行政单位）依年度变化的统计材料。这种形式的书后来也传播到东方，最先在日本出现，日本人将yearbook译为“年鉴”一词，成为一种每年出版的连续出版物，其中以统计数字为主。这类年鉴在19、20世纪得到大的发展，成为综合性的年鉴，包括有统计数字以外的其他多项内容。

《上海年鉴（1854）》中玛高温关于中国沙雨的记述。

照理说，本书书名既称Shanghae Almanac for 1854，and Miscellany，那么在目录页中应该并列的是Almanac与Miscellany两部分的细目。但实际上，目录页中并列的却是Kalendar（历书、日历，即calendar）与Miscellany两部分。或者因为编者心目中年历是该书的核心部分，也就不在乎这里的Kalendar与Almanac似乎是等值的关系了。

（二）

Almanac既然兼有年鉴与历书两义，就必定与某一文化或某一地域相关连。因为不同文化与不同地方的历书内容是有差异的。历法不一、气候不一、农时不一，年中行事也就不一。所以不同的地方应该出版不同的历书Almanac，这是很正常的。在传统中国，历代政府有统一颁布的历书，在清代这样的历书称为时宪历，民间习称通书（广东人忌讳“书”与“输”同音，遂称通胜）。各地出版的历书的核心内容，即日历部分都是统一的。但民间的历书除了日历部分以外，还要登载有关农事的其他信息，还要登载不同时日的各种适宜或不宜的行为，甚至各种生活常识。

而就单个城市出版自己特别的历书或年鉴，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似不曾与闻。目前所知的中国第一种城市历书，或曰年鉴，是香港出版于1846年的The HongkongAlmanack and Directory for 1846. 显见这是西方殖民者带来的新型著述，但是此时香港割让给英国已经数年了。

《澳门年鉴（1879）》（藏澳门图书馆）。

中国内地的第一本城市年鉴则应该算是上海出版于1852年的Shanghai Almanac for 1852, and Commercial Guide了。该书由《北华捷报》社出版，离《北华捷报》的创刊不过一年多。这种城市年鉴应该是五口通商以后才引进到中国。

虽然西方殖民者早就到了广州，而且在1827年以后也在广州相继创办了《Canton Register》等英文报纸，但却未出版过广州年鉴这样一类书，恐怕原因在于当时广州实行的还是公行制度，不是近代性质的自由贸易形式，也没有正式开埠以后出现的许多洋行（这些洋行与过去旧式的十三行形式不同），更没有常住的外国侨民（开埠前西洋人必须定居于澳门，只是在贸易季节才到广州），所以没有出版供洋人阅读的年鉴的必要。而五口通商之后十来年，中国的外贸中心已从广州转移到上海，西文的广州年鉴也就没有出现的基础了。

与此同时，香港割让给英国以后，大量侨民来到该地，并开设商业机构，以是《香港年鉴》就有出版的需求了。《香港年鉴》连续出版多少年不清楚，看高第（Henri Cordier）《汉学书目》（Bibliotheca Sinica）只有1846年与1849年两种，其实香港大学还藏有同名年鉴1848年一种，由该版年鉴序言可知1847年也出过一册《香港年鉴》，但原书迄今未见。我们常常感叹古代文献散佚的遗憾，其实近代文献散佚也很严重，必须倍加珍惜。我们正在研究的这本1854年上海年鉴是不久前上海图书馆购入的罗氏藏书中的一种，也是十分珍贵的典籍。

由《北华捷报》社出版的《上海年鉴》，据高第同书目所载有1852年到1863年（其中1859与1862两年未见）十种，这是一个系列的书，但今天已不能得其全。其中1852年与1853年相继出版的第一与第二本《上海年鉴》尚未在世界上的公共图书馆里查到。另外，据高第书目，1856年还出版过一种由J.H.de Carvalho编辑的The ShanghaeAlmanackand Directory，今天尚存。

既然《上海年鉴》如此珍稀，故值得我们认真研究，读者手头这本书就是对1854年这本年鉴各方面研究文章的汇集。中国19世纪以前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新闻业，对于近代社会，尤其是开埠城市的变化，起初只能从西方人所创办的报纸中去获得材料，后来进一步还可从城市年鉴中去观察。

但实际上，直到最近，利用19世纪中期以来的城市年鉴来研究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论著并不多见。其实从最先出版的城市年鉴——《香港年鉴》看，其所登载的内容不但可以反映当时香港一地的概貌，还可以看出鸦片战争后，中国沿海通商各口的商行、外侨的简况。

《香港年鉴（1848）》。

而对于开埠以后的上海面貌的逐年变化，连续出版的《上海年鉴》无疑是极其有用的史料。对比《香港年鉴》与《上海年鉴》，可以看到，两种年鉴大概是一个模式。都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Calendar（或拼作Kalendar，历书），另一部分是Directory（指南），或Miscellany（文录）。在Kalendar部分，核心就是月历（monthly kalendar）及空白的备忘录memoranda。再加上气象记录，日月蚀预报，外侨名单、行名录（这部分内容有时也可以放在directory，即指南里），斤两钱币换算表之类。“文录”则内容宽泛，要之与中国当时经商环境有关的各种材料，还有有关中国的历史文化知识等等（就上海年鉴的情况而言，“文录”里的文章一多是上一年在《北华捷报》上刊登过的一些文章的汇录）。应该说，出版在后的《上海年鉴》是仿照了《香港年鉴》来编辑的，但内容又有所变化，并且更加充实。

要跟中国人做生意，先就要了解中国人的作息制度，一直到今天，世界各地也都必须知道中国传统的新年——春节是在公历的什么时候，过去更是必须有此信息。西方采用的是阳历，纪年则以传说的耶稣生年为始。而中国所采用的历法是阴阳合历，纪年以皇帝在位元年为始，但西方人也注意到中国有以传说中黄帝为始的纪年。所以在华的西方人编制历书，其基本框架就是中西历的并存对照。

《香港年鉴》于这一点尤为详细，将中历月日列在前，西历列在后。上海年鉴则以西历为主，每西历月份一页，每日一横行。中历不列月份，只列日，而在日历说明栏中注明中历每月初一是何日为始。

再往上回溯，《香港年鉴》以前还有《英华历书》——Anglo-Chinese Kalendar的编辑。据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说，米怜（William Milne）曾设想过编辑英文—中文—马来文历书，不过未能实现。一直到十多年后，才由马礼逊自己编辑，并由东印度公司出版社在澳门出版了头一部《英华历书》：Anglo-Chinese Kalendar and Register，1832：with a Companion，或可简译为“1832年英华历书及记录，并附指南”。所以这其实也是一本带有年鉴性质的历书。

两年多之后，在1834年五月份一期的《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已经提到，由于1832年《英华历书》印数极少，现在已经一本也看不到了。不过只要是印本，总归还有存世的可能，所以我们很幸运，在网络时代，还是能看到该书的电子版。

《英华历书（1832）》。

第一本《英华历书》现在看来相对简单，但也有七部分内容：对历书的基本介绍，1832年年历，公众节日（华人与穆斯林），中国的六十甲子，中国的编年体，中国王朝表，中国本朝皇帝年号列表。该历书的编排方式与《香港年鉴》与《上海年鉴》不同，后两者是每月一表，将中西历一起编排。而本书是中西历分页，先是西历一页，接着是华历与回历并列另起一页。而这两种月历均详细记载中西节日内容，远比香港与上海年鉴所记节日详细。两页月历之后则是两页空白备忘页，每半月一页。显然《上海年鉴》继承这一做法，不过将两页备忘页合为一页（《香港年鉴》则无备忘录页）。《英华历书》恐怕一直连续出到1855年之后。据高第书目，1834、1835年版是在广州印的。今天还能见到之1845年与1847年版均由《中国丛报》社印刷，然前者印于香港，后者则在广州。

由1845年《英华历书》电子版中仅见的12月份月历，可以发现《上海年鉴》月历中的中西历排日方式完全与之相同。或许编纂《上海年鉴》时也参考过《英华历书》？不过两者在十二月的记事则有差异，前者所记多是英国等西方国家在华贸易传教受挫记录，后者则记的是天象、纪念日以及中国本身的事件。态度平和了许多，已向相对纯粹的商业活动靠拢。

气候资料是西方人最注意的地理资料之一，本来这项资料就是人类生存与农工商业活动紧密相关。在古代中国，物候的观察比较发达，而气候的预测则相对后进。西方在17世纪上半叶陆续出现现代的观测仪器，18世纪起气象台站网逐步发展形成，开始积累气象资料。因此早在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之时就对中国的气候情况有所调查。加之中国的夏天全国高温，东南沿海溽热难当，而且灾害性天气较多，汛期明显，西洋人，尤其习惯于地中海型气候者特别难以适应，测量气温雨量气压等气象工作很受重视。

1827年第一份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报纸《广州纪录报》（Canton Register，或译《广东记事报》）就登载了西人在广州实测的气象资料。《香港年鉴》头一页就是澳门、广州、香港三地每月的平均气温录。上海年鉴也有详细的气象纪录。我们常常以为中国科学的气象观测是1872年从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开始，其实要仔细追索恐怕得从广州的观测为起点。对于日月蚀的预报的准确更是显示西方天文学的先进性，所以无论《英华历书》、《香港年鉴》与《上海年鉴》都有此项内容。气候之外，港口的潮水起落也是重要观测对象，因为与商船的出入港关系密切，因此各通商港口的潮水涨落纪录也是年鉴的内容之一。

至于外侨与洋行的名录，各国在通商口岸的外交商务机构，自然更是年鉴（历书）所不能缺少的内容。以上这些信息组成了年鉴的主要内容。然后，再附加上如Commercial Guide, Directory、Miscellany之类内容，就组成一本扩展版的年鉴内容了。《香港年鉴》与《上海年鉴》都是这种类型的年鉴。

从附加内容的变迁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城市年鉴的关心范围越来越宽泛。从与商务有关的信息，直到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关心（对中国正在发生的时事的报道与分析，对《京报》与地方官员布告的翻译），甚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以及学习通商口岸方言的兴趣，这种兴趣甚至提升到对方言的科学性研究，即不但科学地记录中国各地方言的实态，而且对比方言之间以及方言与通用语即官话之间的差异。

无论是《北华捷报》或是该报所出版的《上海年鉴》，都是为着外侨，尤其是英美国家来沪经商、传教以及从事外交工作的人员服务的。随着英美租界（后来合并为公共租界）的扩大，外侨人数的增多，在《北华捷报》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字林西报》，前者反而成了后者的附属，初期的《上海年鉴》里的商行名录，更单独发展成每年一发行的《行名录》（Hong List）。其他有关租界以及上海城市的信息更通过越来越多的中西文报章杂志与书刊发布出来，从这些海量的信息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自开埠以来上海城市的近代化进程，从19世纪50年代直到20世纪上海城市面貌的变迁。而读者手头的这本书就是对目前可见的最早的一本《上海年鉴》内容的全面介绍与分析，希望能有助于大家一窥上海开埠初期的城市面貌。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原题《上海年鉴（1854）》解题，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