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英在苏联战功卓越 斯大林亲赠手枪

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毛岸英与他的坦克部队转战千里，取得了不少的战绩。在易北河畔和柏林街头都留下了这位青年英雄的战斗英姿。在苏联卫国战争取得胜利之后，毛岸英终于见到了斯大林。为表彰他在卫国战争中的表现，斯大林特地赠送给他一把手枪作为纪念。

1949年4月，毛泽东与毛岸英、刘松林、李讷、江青在香山（图源：浙江图书馆）

飞行员唐铎：“那些日子，飞机几乎是带血作战”

1944年，年届不惑的唐铎终于获得上前线的机会。这位已经在苏联生活了近20年的湖南汉子终于扔下教鞭登上了战机。身为苏军某空中射击团副团长的他多次驾机飞往前线，与敌机激战。战争接近尾声时往往更加残酷，唐铎常常目睹一些战斗英雄驾机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最令他痛心的，是亲眼看着自己的学生在空战中一个接一个地牺牲。

唐铎后来回忆这段岁月时，不禁感慨万分：“在那些日子里，飞机几乎都是带血作战的，因为每次作战回来，后面的空乘战斗人员有的受伤有的牺牲，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人们就把牺牲者抬下去，把飞机检修一下，换上另一个人，立即起飞参加战斗。”唐铎说：“有一次飞机返程时，我在跟机舱后部的射击手说话，说着说着，射击手就没声了。我还以为他睡着了，等飞机着陆后，才发现他已经牺牲了。”

唐铎算得上一个传奇人物。1904年出生在湖南益阳的他，早年曾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参加革命，成为广东国民政府军事飞行学校的一名实习生。1925年，他被选派到苏联学习航空技术，先后在苏联空军第二、第三飞行学校、空军战斗学校以及飞行观察学校学习。

苏联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唐铎在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就读，直到1942年8月从学校毕业。获得航空机械工程师学位的唐铎被分配到利比茨克空军高级军官学校当少校教官。唐铎教课认真，很受学生喜爱，期间一批又一批的飞行员从他的课堂上毕业，奔赴战场。

为了参加苏联卫国战争，唐铎多次向上级打报告，申请上前线，但都未能获得批准。一直到1944年，在战争快要进入尾声的时候，唐铎才如愿以偿，担任苏军某空中射击团副团长，奔赴前线。唐铎参加了后期对德作战，他多次率机飞赴前线，与入侵的德机空战，屡建战功。由于在卫国战争中的杰出贡献，他获得了一枚卫国战争中的最高荣誉——苏联卫国战争勋章。

1953年唐铎告别苏联回国，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主任。1955年，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他以丰富的知识和阅历从事教学、科研活动，为中国空军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指导员毛岸英：写信给斯大林，坚决要求上战场

1942年5月，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收到一封非同寻常的信，这是一封在苏联生活的中国青年请缨杀敌的信。信中这样写道：“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青年，我在您领导下的苏联学习了5年，我爱苏联就像爱中国一样。我不能看着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躏您的国土，我要替千千万万被杀害的中国人报仇。我坚决要求上战场，请您一定批准我的请求！”信的署名是“谢廖沙”。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俄文名字，但写信的青年却有着绝非普通的身份，他就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作为毛泽东的长子，在母亲杨开慧牺牲后，毛岸英与弟弟毛岸青、毛岸龙一度流落上海。1936年他与毛岸青被中共地下党找到，而后又辗转来到苏联，进入国际儿童院。在儿童院里，毛岸英加入了共青团，并一度担任区委委员和团支部书记。

1942年5月，当卫国战争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已是热血青年的毛岸英决定上前线杀敌，但他的申请却没有得到批准，对此他一直不甘心，最后毛岸英想到给斯大林写信。

虽然没有收到斯大林的回信，但上级领导的态度有了变化。最后，经不住毛岸英的不断申请以及他善于雄辩的口才，他的申请终于获得批准。

不久，毛岸英接到去苏雅士官学校报到的通知。苏雅士官学校是一所专门培养连队士官生的初级军校，经历过6个月的快速班学习后，毛岸英又分别进入莫斯科列宁军事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军校毕业时候，毛岸英终于参加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卫国战争，他在苏军一支坦克部队任连指导员，隶属于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

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毛岸英与他的坦克部队转战千里，取得了不少的战绩。在易北河畔和柏林街头都留下了这位青年英雄的战斗英姿。在苏联卫国战争取得胜利之后，毛岸英终于见到了斯大林。为表彰他在卫国战争中的表现，斯大林特地赠送给他一把手枪作为纪念。

女记者胡济邦：战场上与德军正面交锋

在卫国战争的战场上曾经有这样一位中国女性，她全程经历了卫国战争，其足迹遍及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战场和波罗的海。在列宁格勒保卫战和莫斯科保卫战的腥风血雨中，在扭转历史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战场上，都曾留下了她娇小的身影。她就是作为战地记者的胡济邦。胡济邦用清新明快的笔触向中国人报道德军的残忍、苏联人民的不屈不挠以及战争胜利的喜悦，她的报道极大鼓舞了国内抗战的信心。

胡济邦出生在浙江，家境清贫的她依靠自身努力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央大学经济系，但由于思想激进被学校开除。以后她在北京大学旁听，并与一些朋友组织马列主义研究小组，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上世纪30年代初期，她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并以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馆新闻随员的身份派驻莫斯科，后来又担任刊物《中苏文化》的记者。在整个二战期间，胡济邦只身呆在苏联，她深入到苏德前线采访红军，在采访中亲眼目睹德军的进攻，她还参加战斗，对扑上来的德军开枪。作为苏德战争全过程的见证人，她用手中的笔向中国人民报道了苏联军民誓死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一幕幕壮烈情景。其中《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大会战》是振奋人心的名作。今天胡济邦的战地报道大多已经不易见到，下面是她的报道《莫斯科保卫战》中的一段，它可以让我们重新回味那个伟大的历史时刻：

“我忘不了莫斯科大战，我永远忘不了德军集中百万以上的军队对莫斯科实施‘台风’行动，飞机狂轰滥炸投下的炸弹像秋天的落叶一样多；我忘不了德军就在城郊，而斯大林却在红场检阅部队。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最终在莫斯科破灭了。”

国际儿童院：护理伤员、挖反坦克战壕……

在卫国战争中曾经有这样一些身份特殊的中国孩子，他们大多是中共领导人和革命先烈的后代。在卫国战争爆发后，尽管他们年龄幼小，身份特殊，但他们同苏联人民一起，在后方生产苏军的军服、食品，还有的在军队的医院照料伤病员，为反抗法西斯主义作出了贡献。这些孩子中有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和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以及黄平的儿子黄健等人。

上世纪30年代，苏联曾设立国际儿童院，专门接收并培养全世界革命者和烈士的后代，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早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中央就陆续将一些烈士的子女送往苏联，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儿童院里的中国孩子已经达到100多人，其中就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人的子女。

卫国战争爆发后，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一起参加军事训练，去工厂和集体农庄劳动，帮着收麦子、收土豆、在森林里伐木头；参加缝纫组缝制军衣、帐篷，还到市内医院参加救护伤员。

据李特特回忆，当时17岁的她和其他一些国际儿童院的大孩子开始接受军事训练，每天要负重二三十公斤，完成八九十公里的滑雪行军任务。李特特还曾担任战地医院护理员，给伤员们换药、喂饭，为他们表演文艺节目。在后来的莫斯科会战中，李特特和她的伙伴们与全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战壕。她后来回忆道：“在零下40摄氏度的天气里，泥土冻得比石头还硬，血从棉手套里渗出来，后来我就干脆不戴手套，血就和泥土混在一起。”

黄健在战争期间参加了所能参加的一切“保卫苏联”活动。为了给部队制造简易的反坦克燃烧弹，他曾和同学们挨家挨户收集空酒瓶；他们还去挖反坦克战壕和清扫军用机场跑道上的积雪。当时只有十五六岁正在发育的他每月都和同学去医院献血，每次430毫升，直至战争结束。

其实，为苏联卫国战争作出贡献的中国人中，唐铎、毛岸英、胡济邦、李特特等人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还有许多无名英雄也经历了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他们用行动体现了中苏两国人民并肩反抗法西斯侵略的血肉情谊。

俄罗斯人民也没有忘记中国人的贡献。2005年，在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向27位中国老人颁发了“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其中包括毛泽东之子毛岸青、刘少奇之女刘爱琴和朱德之女朱敏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