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临沧耿马勐定农场，发生了更为激烈的绝食事件。当时，中央调查组进入勐定调查，成都知青们以绝食来表达回城的决心，几百人水米不进静坐三天。当调查组组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接见绝食代表时，一位知青竟割开自己的手腕，喷溅的鲜血震惊全场。
1973年3月哈尔滨知青下乡运动。文革期间知青共有1600多万人，安置经费超过100亿元(图源：VCG)
联名信和女知青之死
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在其所着《上山下乡》中认为，中国知青的上山下乡，解决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无法避免的城市人口膨胀和失业率增长问题，并将它称为上个世纪“所有国家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
但当这场解决“城市人口”运动的“实验”推行10年后，暴露的问题亦越来越严重：上千万知青在人多地少的农村与农民争工分、争口粮；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在招工、招生、参军、入党、提干等问题上，后门风盛行，以至1978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谈到知青工作时说：“现在社会上对知青问题议论很多。四个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国家不满意。”3月，重新工作不久的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现在搞的上山下乡，不是个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嘛！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第一步应该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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