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不仅经济全球化，我们一般也都认为文化也会全球化，也就是日益趋向于一个世界文明。
李：的确，近代以来，“先进”文明迅速同化“落后”文明，“先进”国家地区迅速同化“落后”国家地区。这是一种我反对的全球化，即趋同化、同质化。万一真的实现了这种文化全球化，即统一的世界文化，那可真是资本主义的完胜，人类的大悲哀。
学：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普世文明不是全人类的福音吗？
李：首先，任何文化在全球范围一统天下，这样的“大同世界”，绝不是好事。缺乏多样性，哪有丰富性？只有同一，何来生机？惟其如此，“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各民族、各文化都不该容忍其他民族或文化摧残自己。不求大同，应求太和。
学：这是不是劣势民族或文化的心态？我想，优势文化大概不会害怕其他文化的进入。
李：不是。举例来说，在美国加州某些华裔聚居地，华裔商铺和活动设施云集，中文广告和店名比比皆是，有些美国人气愤地称之为中国的“文化侵略”。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你热爱的东西被人摧残，你会无动于衷吗？这是普遍心态，而不仅是弱者的心态。
我根本不信这种文化全球化会成为现实。连大力鼓吹全球化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也承认：被人称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主导下的世界平坦化进程，不会必然导致各种文化的同化。全球化是双刃剑，既有正能量，也有副作用。其次，近年来被大肆宣扬的所谓普世文明、全球文明、现代文明、世界文明，文化上的全球化、现代化、一体化、同质化，实质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同化驯服，说得好听点儿是带动帮助、是拯救提高，说得难听点儿是侵略征服、是施暴诱奸。其实，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一种比其他各文化全盘优越的文化。各种文化、包括中美文化，都有其精华和糟粕，都有其伟大和落后之处、都有其可取和应剔部分，不该全盘赞同美化某一文化。
“现代化”在历史上多少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而“全球化”多少有以美国为中心的潜台词。对于欧洲人来说，更是如此。二战之后的西方文化“长着美国面孔、一副美国神情、充满美国味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遗稿中说：“今天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是最强大和富裕的国家。......然而，虽然我们在物质上是富有的，但是我们在精神上是贫穷的。”（美国《新选择》月刊1994年5月号）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2005年12月特刊“全球化：新世界”采访时，当今世界最富盛名的经济学家、美国经济学界的首脑人物、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说：“美国社会只有自我、自我、自我和眼前，毫无他人和明天。”可谓一针见血。美国《未来学家》杂志称现代西方社会为“病态社会”，并说：“西方现代文化正在危害我们的精神健康。这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建立一整套新的价值标准和信仰体系。西方现代文化与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其他严重问题之间的关系，使得这件事情显得更加迫切。”（1993年11-12月号）这种利弊参半的文化真的那么好、值得全世界各文化都向它看齐、向它归化，甚至皈依它？
文化决不该、也决不会全球化、一体化、同质化。欧美文化就那么好，值得在全世界普及？印度文化、中华文化、伊斯兰文化、南美文化、非洲文化等各种非欧美文化就那么差劲，根本不值得留存？它们就根本不含有能与欧美文化互补互助的成分？难道一个只有牡丹的花园比一个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万花园更好？每一文化都是相应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历经磨难、千辛万苦而长成的花朵，为什么轻易抛弃它们？就因为它们在时下不如牡丹鲜艳夺目吗？难道牡丹一直能在百花中独领风骚？难道除了时下最领风骚之花外其他花朵全无价值？出泥不染的荷花、傲霜斗雪的梅花、君子国香的兰花、凌霜绽妍的菊花、繁花似锦的杜鹃、十里飘香的桂花、凌波仙子水仙？这使我想起，中学临毕业前，我曾因故有感作过两首叠韵的七绝《兰花圃》，歌咏兰花的君子之风，贬责牡丹的霸主之气：
济济兰君绿卉长，何曾争秀竞姿香？花开只当花开日，不届芳时有内芳。
勤护阴兰四季长，赏花岂在一时香？园丁空爱人空叹，安比牡丹肥艳芳！
西方文学的花魁至尊是玫瑰，文化全球化之后，我们是否也要“罢黜百花，独尊玫瑰”？
强势未必优良，生命力强未必优越。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曾横扫欧亚大陆，所向披靡，没有遇到多少真正像样的抵抗，并非因其文化优越。越精致复杂，往往越脆弱，越难以存续，越需要精心呵护。比如，腔肠动物比高等动物更有生命力，野草比鲜花更有生命力。难道我们都只该要野草而不要鲜花？粗野更有活力、更不优雅，这种文化的生命力可能更旺盛。何况，决不能仅仅以哪种文化在当代的适应度来判定文化的生命力、先进性和优越性。文化因相互尊重、相互借鉴、相互交流沟通而丰富多彩。人类的存续有赖于生物的丰富性。同理，文化的存续丰富光大有赖于文化环境的多元化和多样性。文明的诞生和成长离不开多元化和多样性的交融合作。历史的概要是：文明乃是合作的产物。（美国知名哲学家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
教：全球连通之后，由于互通信息的方便，普适的东西当然最受欢迎，因而势必在全球畅通无阻。这样看来，人类应该会日益趋向于一个普世文明。
李：全球连通势不可挡，但这并不表明全世界的趋同化、同质化。归根结底，人们有个认识通病，即认为普适性要求同一性——每一普适的东西都必定有统一的具体内容，都规定了独立于场合对象而千篇一律的具体内容，因而全球联通意味着全球趋同。其实，普适性并不要求同一性，普适的原理完全可以有、其实也更应该有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时而异、因境而异的具体内容。比如，和而不同和要求多样性可以是（我认为也应该是）两个普适原理。这些原理本身就排斥千篇一律的同一性。如何在差异中保持平等？尊重“和而不同”原理，就能在有差异时保持平等，和平共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其实何止是不相害，说到底是互相依赖。为什么老是想着一种文化征服、取代其他文化？尊重个人是现代西方文化的主要精髓之一，如果连其他个人都该尊重，为什么不尊重其他文化？当今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认为，全球化和地方化是同步发展的、是互动的，应该“以边缘为中心”、挖掘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
另一方面，我想，正像“媚上”之人往往“恶下”，“崇洋”与“鄙夷”也多是相通的：比如，崇拜西方之人大概也会鄙视我国的少数民族，主张普世文化之人也会认为少数民族文化没有存续的必要。这种人其实也挺可怜可悲——他们实际上把自己贬为“二等公民”，把西方人尊为“一等公民”，把少数民族斥为“末等公民”。他们追求现代，反对传统，尊今卑古，崇洋黜土，努力奋斗，旨在成为“一等公民”。在此意义上，主张西化之人就是想让自己的祖国和民族晋升为“一等”。比如，鼓吹“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后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就有这种公心，而且是一位成就斐然的教育家。他主张全盘西化：“不能不承认中国文化无论哪一方面，都比不上西方文化，故不能不彻底全盘西化。”（《全盘西化的理由》）
文化的同化过程有诸多方面，以好莱坞大片为代表的影视产品，大概是其中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在捍卫文化方面，我们应该向法国学习。按陈寅恪的说法，“西洋各国中，以法人与吾国人，性习为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美人则与吾国人相去最远。”（见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法国人有着强烈的文化自豪感，十分注意抵制外来文化的入侵，比如抵制英语的泛滥，捍卫法语的纯洁，反对好莱坞和快餐文化，限制好莱坞大片的进口，坚持给本国文化产品保护性津贴。在与美国进行服务业谈判时，旗帜鲜明地坚持把文化产品排除在外。比如，法国的法律规定了电视节目中法国制作的节目的比率下限。同时我们必须牢记，经济和物质生活水平并不完全反映文化的水平和优劣。著名作家王小波在1990年代说：“我所关心的是，港台文化正在侵入内地。尤其是那些狗屎不如的电视连续剧，正在电视台上一集集地演着，演得中国人连中国话都说不好了。香港和台湾的确富裕，但没有文化。”（《思维的乐趣·京片子与民族自信心》）当然，我不同意港台没有文化之说。
近三十多年来，西方文化的影响汹涌而来。比如，作为一个非基督教国家，中国的“平安夜”盛况远胜基督教国家。所幸的是，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多年来政府主要是出于捍卫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的考量，对西方文化的入侵有所抵制。要不是有此“歪打正着”，传统文化恐怕更是被摧残殆尽。好在近年来情况有所好转，希望政府和有识之士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大力捍卫、发扬、光大中华文化，保证中华文化始终是世界多元文化中大放异彩的宝贵一元。
在捍卫文化的诸多内容中，首当其冲的恐怕是语言文字。语言文字具有巨大的魔力——千万不要小看它的力量，它对文化的作用至关重要。作为象形文字的汉字独步天下，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然而近代以来，在每一个相对较开放的时期，中文都受到了外来威胁。改革开放以来这三十多年，也不例外。现在不少媒体和知识分子，在言谈和文章中，以夹杂英语为荣、为时髦，以显示自己档次高。其实，喜欢混杂不同语言之人，往往这些语言的水平都不太高。夹杂外语的后果是“污染”汉语，而只有尽可能贴切地把外语翻译成汉语，才会促进汉语的发展。我甚至觉得，国家不妨制定有关规定，要求面向大众的文化读物和影视作品，都把外语翻译成汉语，而不直接夹杂外语。对于面向小众的专业论著和读物，可以鼓励它们也如此，但不宜做硬性规定。据说法国为了捍卫法语的纯洁，外来语都须法兰西学士院认可后方可采用。我们不必这么极端，但确实应该采取有效措施。
学：说到语言，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您觉得方言也很有价值吗？少数民族的语言呢?
李：不同的语言，包括方言，都极有价值。它们承载着地方的智慧、民族的明睿、文化的精髓。比如，非洲丛林民族的语言，肯定比西方语言承载着更丰富得多的关于飞禽走兽的动物世界的体验知识。在全球化大潮中，大量语言和方言急速消亡，这是世界文化不可挽回、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实在令人痛心疾首。
学：这些东西之所以被淘汰，应该有其被淘汰的根源——起码是它们不再适应了。有必要为失去它们而痛心疾首吗?
李：首先应该明确，一个事物的消失，未必全是因为它不够好或生命力不够大。一方面，在情况缓变时，事物的存留延续与其生命力较有关系，而在剧变时，事物的命运相当随机偶然。另一方面，好事物可能是精致复杂从而脆弱的，需要呵护，尤其是在环境剧变时，正像鲜花在风暴来临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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