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数万条生命给我们带来新的情感资源不应该被滥用与浪费。我们是否应把它视作一次重新审视我们自身、我们的社会与国家的机会，不要变成另一次的对自身狭隘思维模式的强化。
坐下来写这篇专栏时，五月十二日的汶川地震已经过去整整一周。
（一）
两个小时后，是三分钟的全国默哀，而接下来的三天里，所有的公共娱乐场所都将关闭。此刻，如果你打开电视机，会发现几乎所有电视台--不管是中央台还是地方台--都在播放同样的地震新闻节目。
那些画面依旧：倒塌的房屋、成堆的瓦砾、绿色军服的士兵、橙红色的制服的救援队、踊跃的志愿者、担架上受伤者、温家宝总理焦虑的面容和动情的讲话、还有那些感人至深的场景与故事--一位老师用自己身体护住四位学生；一位医生一心在救助伤员、却无力去寻找自己被压在废墟中的孩子……‘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心连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些口号，此起彼伏。
任何一个人，不管透过电视萤幕还是报纸版面上，目睹那些灾难现场、尤其是少年的痛苦面孔，都很难不被触动。地震强度与破坏力，也加剧了人们的悲伤与同情。从北京到上海到曼谷，人们都感觉到大地在晃，震级则从七点八级上调到八级，死亡人数从最初的八千迅速上升到四万以上，而且据估计，至少会达到五万，甚至更多。
如果你亲临现场，那种触动会更令人难忘。五月十六日的下午，我从成都前往绵阳的北川县城，尽管震中在汶川，但是北川县却可能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新闻报道说新县城六成以上建筑物垮塌了，而老县城则更多，距离县城一公里的北川中学则是悲剧中的悲剧：一千名中学生正在北川中学那七层的主教学楼里上课，除个别逃生以外，大部分被掩埋在废墟下……
（二）
去年的八月，我曾在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拜访过这个四川北部的小城。我记得那冷冷清清的街道，白色房墙上的羊角图案，那是羌族人的标志。在漫长的历史上，此地一直是汉族的前沿地带，以不断涌来的汉人与彪悍的、善于在山地生活与作战的羌族人间的争斗史著称。这里也声称是大禹的故乡（汶川也同样声称）。那个下午我们顺着一条窄窄的山道向上，寻找山腰之中的石纽村--大禹的故乡。
对于那个湿漉漉的、设计呆滞的大禹纪念馆，我没有太多印象，倒是记住了山间村落的静谧，阵阵香气从放满了菜与辣椒的油锅里飘出，小孩子正在石板小路上奔跑。还有山间的那条河流，因裹着沙石而变成了白灰色的，和山谷里的腾腾雾气，拼凑出一幅神秘图像。
我还记得坐在北川县的县志办公室内，和一位县志编纂者的闲谈。那是个气氛沉闷的办公室，有着典型的机关气氛，黄色的写字台，绿色的文件柜，鼻梁上架着眼镜的年轻文员正安静打着字。那位县志编纂者--真抱歉，我忘记他的名字了--则和我们谈着北川县的变迁。他就是那种我在旅行中经常遭遇的中年地方知识分子的模样，一开始羞涩、谨慎，但当谈话展开时，逐渐变得兴奋、并对自己的知识充满骄傲。他说起了自己如何在文革之后靠上大学，如何放弃了在绵阳中学教书的好机会，他也向我展示了他刚刚编辑出版的厚厚的地方志，似乎是对他被迫偏安这种小县城的境遇的某种补偿。在谈话时，我偶尔向窗外看去，几个老太太一直坐在街旁，她们的藤椅和她们的年龄一样老。然后，这位业余却热忱的历史学者，还带我们到办公室对面的新政府大楼的广场前，一座大禹的铜雕像正矗立在那儿。这是座新的县城，带有中国很多新建城市的特征--平庸、廉价的簇新，看不到历史的痕迹……
地震之后，在前往北川的路上，我想起这位喜好写散文、读历史的仁兄。在途经安县时，我们的车被拦下。拦车的是一对中年夫妇，男人穿一件深蓝色的外套，小平头，而女人则是碎花紫色底的衬衫，脑后扎着马尾辫。他们的表情既平静又焦灼，黑黑的皮肤上皱纹深深。我不能完全听懂他们的四川话，大意是，他们住在北川县的一个山里村庄，地震发生后，他们被转移到绵阳的体育场。但是，他们的十八岁女儿正在北川中学读高二。昨天，他们找遍了绵阳的医院，不管是生者还是死者的名单中，都没有女儿的名字。现在，他们想到北川中学的现场，看看能不能找到。在说到女儿时，中年女人平静的面孔突然扭曲起来，她开始哭泣。但哭泣的时间持续得很短，随即转为平静了。一路上，她的脸上毫无表情，一言不发，眼睛只是盯着远方，迎面的风吹来时，她的眼睛眯起来。
通往北川的道路拥挤异常，我和同事先下了车，徒步向上走。最终，我们抵达了北川中学。进入用黄色瓷砖砌成的窄窄校门，我们看到了一片忙碌与混乱，连成一片的蓝色帐篷，绿色的军人、白色的医护、橙色的消防队员、深蓝色的专业救护队，还有各种颜色不等的受伤者、志愿者……它也是北川县的救灾指挥中心。
校园中心是一大片废墟，四天前，它还是一座六层高的楼房，一群少年还在它前面的操场上嬉戏。如今，五台吊车正巍然矗立在那里。我走到废墟的边缘，睬在破碎的混凝土块上，发现在灰色的硬梆梆的碎片之间，是各式各样的课本。‘思想品德课本’、‘中国历史填充图册’，我不知道如今课本已是这样的大开本的。有两队救援者正在忙碌，一个巨大的水泥柱被吊起，围观者散落在周围，他们中的很多是在等待废墟下的亲人和朋友的突然出现。人们都带着口罩，既是为了过滤掉灰尘，更是为了隔离蔓延在空气里的尸体的腐臭。
距离地震已超过九十六个小时，也就是幸存者生还的可能性已迅速减小。救援者的动作缓慢，如果你在现场，就会发现在水泥板中将一个人救出是多么的困难，大型机械经常帮不上忙，而用手挖掘又太困难与缓慢。我的同事在一个废墟中心处看到了堆放的、尚未被清理的尸体，柔软的肉体被包围在灰色的、冷硬的混凝土中。
我又碰到了那对夫妇，他们也徒步走上来了。妻子向我微微一笑，但是一脸茫然。他们那样无助的看着废墟，他们该向谁去询问，女儿在哪里？她在废墟下？还是已被收走？现场混乱，被挖出的尸体面目早已模糊，不幸的父母是那么多，谁也帮不了他们。
我身旁，一个穿着浅绿色的T恤、瘦瘦的小伙子摘下口罩，问我是不是记者，然后突然开始给我讲他的故事。四年前，他毕业于北川中学，现在绵阳的一所大学里读书。他的父亲被埋在县城里，生还无望。‘北川的下一代都没了’，他突然感慨说，‘从幼稚园到高中，不知以后怎么办’。
从北川中学出来，沿盘山公路而下。从山上滚落的巨大石头不断出现在眼前，从它们旁边绕过时，令人不寒而栗。远远的我开始看到县城的废墟，像是一片倒塌的积木。
路上，是形神涣散的灾民，他们正赶往北川中学附近，然后等待被运往绵阳。还有一小队一小队的军人，他们年轻而疲倦，其中的一些正背着老人，或抱着走不动路的小孩子。
当我走到县城时，远望像是倒塌的积木的房屋，甚至开始变得更不真实了。它们的大部分只能看到残余的一角，或干脆像是一堆水泥材料零乱的堆在了一起，一些保存相对完整的楼房则大角度的倾斜着，保持着暂时的平衡，仿佛一阵风吹来，它们就将轰然倒塌。到处都是巨大的黄色山石，在其中的一个下面，我看到了压成了片状的汽车，另两个巨石之间的微小缝隙里，是一个小孩子的脚，上面是红色的小鞋子。在县城中心的北川中学新校区，则完全看不到昔日的痕迹，上面堆了一层又一层的巨石。唯一可见的是仍旧飘扬的国旗，一个歪斜着的篮球架，和白底黑字的校牌。
去年八月我走过的街道早已难辨。最终，我找到了那个下午聊天的办公室，它已严重坍塌。而在它对面的崭新的县政府也只剩下废墟了，广场上的大禹像倒在地上，依旧的坚毅神情。广场上矿泉水瓶、废纸、各式垃圾，还有带着血色的棉絮--它是用来裹尸体的。‘昨天，这里排着几十具尸体’，一个摄影记者走到我身边说。
县城里空空荡荡的，散发出一种巨大的悲痛和疲惫之后的散漫。一些士兵坐在马路中央，一些人走向另一个方向，偶尔有一具尸体被抬过，一位消毒人员正在上面喷洒消毒液。仍有救援者在营救，但是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在空气里飘荡。人们担心不远处的堰塞湖可能会崩溃，瘟疫可能蔓延……我不知道地方志的作者的踪影，也不知道日后的地方志编纂者该怎样记录北川县在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这一天？
（三）
当我回到北京时，这些震惊与感伤仍如此清晰。但是，让我越来越不安的是，这些人类的悲剧开始被滥用与利用。当所有的媒体都开始用同一个口径说话，当所有的私人记忆都变得一样，当所有的悲痛情感都被引向‘我们的国家真伟大’时，当所有的悼念活动都变成了被形式化的集体行为时，当这样复杂的人群、复杂的社会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时，所有人都被要求是‘万众一心’时，当所有对灾难更宽广和更深入的探讨都缺席、只有一种单一的悲情时，我开始隐隐担心，我们既没有尊重遇难者，也没有尊重我们自己的内心。而这数万条生命给我们带来新的情感资源，可能正在被滥用与浪费。我们是否应把它视作一次重新审视我们自身、我们的社会与国家的机会，不要变成另一次的对自身狭隘思维模式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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