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党校机关刊物《学习时报》刊发题为《政治变色龙康生的三次政治投机》的文章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文章指斥康生是“政治变色龙”,曾经历“三朝”而不倒,并称康生工于心计,善于见风转向,他的发迹,与他的三次政治投机密不可分。

1937年11月,康生从苏联回到延安后留影(图源:浙江图书馆)
文章开篇定调,“在中共历史上,康生是一个特殊人物。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历次政治纠纷和政治运动中,他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反而步步高升,从区委书记一直攀升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的政治逆袭之术,概由于他工于心计,善于见风转向,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变色龙’。”
此外,文章阐述了康生的“三次政治投机”。
第一次政治投机是追随李立三。1928年,康生当上江苏省委委员,并先后兼任闸北、沪中、沪西等区的区委书记,后又兼任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共产国际指定为总书记,但中央大权实际上被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掌握。于是,康生对李立三百般吹捧,投其所好,很快康生于1930年2月被提拔为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
第二次政治投机是投靠王明。在1930年9月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李立三被批判。得到苏联支持的王明于1929年回国,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直接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便迅速转向有背景有实权的王明。于是,王明立即提拔康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从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4年中,中共中央实权一直掌握在王明手中,康生在此期间爬上了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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