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会议员、律师何俊仁是一个值得认识和尊敬的人，因为他内心坦荡，不惧威胁利诱，只关注社会正义。无论是帮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开记者会，还是帮美国情报人员斯诺登离港，何俊仁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帮助每个人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超讯》于井波、纪硕鸣对何俊仁先生进行了专访报道，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撕下标签后最本质也最真实的何俊仁，值得一读。
何俊仁身上没有标签
宣布退休的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仁依然忙碌。不久前他帮铜锣湾书店事件主角之一的林荣基开过记者会，媒体还在热头上时，他又神情肃穆，端坐讲台正中，在中环外国记者协会主持中国大陆709大抓捕发布会。
身为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的他，在发布会上明确指出，“一整年过去，但709大抓捕事件仍处于现在进行式。（我们）旨在提醒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中国维权人士和律师的状况，提醒中国政府，全世界仍然在注视和跟进这件事情。”作为发言人的何俊仁慷慨陈词，声调平稳铿锵有力。去年7月数以百计中国大陆维权人士被捕，适逢一周年，仍有36位维权人士被秘密羁押，渺无音讯。
在40年的从政生涯中，何俊仁几经沉浮，有坎坷也有坦途；记于心且敏于行的，便是“以捍卫人权为任，以仗义执言为行”。这些年来，他鲜有空余时间。身兼数职的他，每日在不同的场合出没，和不同身份的人打交道，倾听他们声音，了解他们诉求。
美国前情报人员斯诺登、内地维权律师及其子女、内地受到不公对待的上访户都跑来香港向他求助。甚至有人付不出酒店房租，何俊仁一度要向前来询问的酒店老板代为付款。他被质疑是西方势力的香港代言人，又被美国领事馆总领事约谈，告诫别协助斯诺登；他又曾经被指是中共走狗，又被斥为反共勇士；他受民众支持，在香港超级议员直选中胜出，却也有人不喜欢他，到他的办公地点、住处门口抗议。但他不为所动，坚信一切不断拼凑的生命碎片，为的是社会公义。
林荣基返港最先找何俊仁
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召开新闻发布会，踢爆其在内地被扣押八个月、遭受非法待遇的实情，引发舆论哗然；而陪着林荣基一同直面媒体的，便是何俊仁。
谈到接连十天的密集访问，何俊仁向《超讯》回忆道，“我当议员20多年，从来没有遇到像那天那么多的记者，有超过100人，非常紧张。”发布会现场，有席地写稿的，有录音录像的；不仅有香港媒体到场，也有众多国际媒体参与。为了约见林荣基，每日向何俊仁致电的媒体不计其数，且大多要求做单独的专访，一做便是一个小时。
随着访谈深入，越来越多的细节被公诸于众，比如扣押期间，林荣基所穿的橙色衣服系为囚衣；返港后，内地执法人员通过手机监控他的动向；他曾入住油麻地白英奇宾馆，在九龙塘港铁出闸等等。同时，针对林荣基所披露的细节，一些质疑声和反驳声也浮上水面。
对此，何俊仁告诉《超讯》：“有人问我为什么相信林荣基，我说这显而易见。你看他，在发布会上坐了一个多小时，随便在场记者提问，有问必答。他讲得很简单很机械，可也很清楚很合理。常识告诉我，哪边说的是真话，哪边是说假话。”
陆港通报机制失灵
铜锣湾书店事件所暴露出的问题，何俊仁认为首当其冲的，便是陆港通报机制的失灵。“第一，如果内地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应当通报香港机关，也就是入境处。通报内容应指明以下四项：时间、地点、人物以及原因。第二，港人即便在内地被逮捕或拘留，也应保障其基本人权，不能在电视机前，强迫其按照设定好的台词认罪，这是对人权的侵犯和剥夺。第三是最严重的，即完全以强权行事，漠视制度和法律，弃之如敝屣。以李波为例，白日尚同太太交待，要回家吃饭；转眼间，便在没有回乡证和身份证的情况下到达深圳，并罕见地用普通话和太太通话。当太太报警的时候，警方甚至没有查到离境记录。强权当前，所谓的制度算什么？朝令夕改也并非不可能。”
对于林荣基在回港两天后便与何俊仁搭上线，一些媒体也提出了质疑，认为速度之快不合常理，很可能是一场政治阴谋，是一场“粉饰的记者会”。对此，何俊仁坦然回应道：“我和林荣基是多年的朋友。我常常去他的书店，同他聊天。况且在铜锣湾事件发生后，我是第一个明确表达立场的香港议员，议员助民本就义不容辞，他（林荣基）联系我，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
助“叛徒”斯诺登逃出生天
有难找何俊仁成为不少落难者顺理成章的想法。因曝光美国“棱镜”互联网监听计划，而被美国当局通缉的前中情局成员斯诺登，于2013年5月20日由夏威夷飞抵香港。
之所以选择香港为目的地，是因为斯诺登认为，香港治理良好且崇尚法治，他在此地可以得到法律保护。这种认知固然没错，但实际上，身在港地，同样面对多方势力暗自拉锯，使得本就惊险的处境更为扑朔迷离。
彼时的港府进退维谷。一方面，美国已提出引渡斯诺登的要求，港府无法视而不见；另一方面，据何俊仁判断，引渡与否的根本决定权在北京。在一国两制的大原则下，涉及外交的事件必然会与中央磋商，然后选择北京觉得最恰当的方式去解决。“北京不会站在幕前。因为一旦站在幕前，就会影响中美关系。”但外交和国防都由北京管，港府只得硬着头皮充当幕前“白手套”，执行中央的指令。
斯诺登找到了何俊仁，请他做自己的代理律师。
接下斯诺登的案子后，何俊仁便开始辗转于各处探访：帮助联络保安局，为斯诺登寻找安全的居处；若要留在香港，则需为其申请政治庇护。其中，斯诺登对于两个问题尤为在意，请何俊仁代他同港府交涉：一是，如果香港当局应美国政府要求将他拘留，他是否能获得保释；二是，如果斯诺登设法前往机场离开香港，港府是否会出手干预？
经过谈判，港府虽未明言，但何俊仁已大致摸出了答案，认为他们很乐意斯诺登离开，并不会对其离境一事强加干预，反而希望最小化港府同斯诺登一事的牵扯。同一时间，美国针对斯诺登的密封起诉倏忽而至，这使得斯诺登的香港之旅更为叵测难料，离境已然迫在眉睫。
面对日益逼近的时间和美国愈加强硬的表态，虽然港府高层的答复依旧含糊，斯诺登也决定铤而走险，尽快乘飞机离开香港。期间，何俊仁安排了一名律师全程陪同，两人于常规边检通道顺利离境，并未遇到阻滞。
关于斯诺登为何会找到何俊仁寻求帮助，何本人亦未详说，只提到，应当是有人权团体介绍，知道何俊仁曾处理多起政治难民的案子，在解决人权纠纷上颇具声望；另外，由于当时的斯诺登正处窘境、身无分文，出于道义的考虑，何俊仁愿意提供免费帮助，义务为其奔走呼号、探听交涉。
此举自然是拂了美国的面子，不过也驳斥了“何俊仁收受美国财物、为美国办事”的不实传闻。
对何俊仁来说，他毕生斗争的，始终是恃强凌弱的霸权。他不会吹毛求疵，专注于向大陆开炮，也不会对西方的“人权死角”视而不见、一味鼓吹。在他的生命中不畏强权，不惧威胁利诱，唯有的是正义。
绝不逃避 也绝不恐惧
十年前，何俊仁在中环闹市的一间麦当劳内遇袭。
四名头戴鸭舌、身穿T恤和牛仔裤的男子突然冲入快餐店，一人把风，另三人则手持垒球棒和警棍，将何俊仁推倒在地挥棍殴打。直至一根警棍被打断，凶手尚才罢休，沿着楼梯迅速逃出快餐店。其间，他们一直用鸭舌帽遮面，故在场人士并未看清其样貌。另外，凶手组织有序、手法专业，很可能是有计划的犯罪。案发后，何俊仁额头、鼻、嘴及四肢多处被殴致伤，鼻骨甚至有少许断裂，需送院留医、接受治疗。
十年后，当再度提及这段往事，何俊仁的记忆十分清晰：“打我的时候，头五分钟，我的整个面部都是鲜血，头是晕的，眼睛看不到东西。大概十分钟的时候，我想我不会再做律师了。但是十分钟之后，我突然就清醒了，我明白自己没有后退的可能。如果后退，那意味着殴打和恐吓奏效了，我害怕了、畏缩了；也意味着，我这一生呢，做什么事都不会成功，因为一旦碰到威胁便折返，前期所有的奋斗和努力都会前功尽弃。所以后来我才坚决地说，‘我绝不会逃避，也绝不会恐惧’。”
其实早在接案之前，何俊仁便有过思虑，因为对方惯于在私下报复律师，而且次次不打个头破血流不会罢手。但他心里还是存了侥幸，想着自己是议员，有公众人物的身份加持，对方或多或少该收敛一些。然而，何俊仁显然低估了对方作恶的胆量，悲剧还是发生了。
事发后，有人找上门来，试图游说何俊仁，劝他趁此机会将殴打一事发展为政治事件，说成是“中共打我”，将此事炒大，挫挫中共的锐气。但何俊仁一口回绝了，因这违背了他内心的准则。他讲求公平，推崇正义，他心知此事绝非中共所为，又岂会把黑锅随便地扣于他人头上？
何俊仁清楚地认识到，律师这一行，秉持的是最崇高的心性，即公平公正；干的也是最高危的买卖，仿若提着胆子在刀尖上潜行，稍有不慎便会切肤淌血。但这一路走来，见惯了危险和恐吓，心中的无畏之感反倒越来越浓。
十年前的师涛案，同样是何俊仁个人履历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因“雅虎邮件门”而身陷牢狱之灾的师涛，以“侵犯人权”为名向雅虎公司提起诉讼，而何俊仁，应师涛亲属的委托，参与到该案中来。据何俊仁回忆，当时他去私隐公署投诉却碰壁，被指投诉不成立；于是他转而提出上诉，独立研究如何打赢这个官司。上庭的时候，对面人头攒动，坐了满满三行，雅虎及私隐公署的人士纷纷落座，而打头阵的律师团团长是张健利；反观何俊仁这一边，却只有他一人，捧着厚厚的一迭资料端坐一处，身影伶仃也伟岸。对于何俊仁来说，这场对阵雅虎公司的案子，是一场一个人的战斗，从查找资料到四处探访，从钻研细节到上庭陈述，所有的工作都是他凭一己之力扛起的。所幸结果给人安慰，双方达成庭外和解，由雅虎承担诉讼费用。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一个人很无助；但是一样可以做，没有问题。”
办公室里放着三个人的画像
何俊仁被贴满了标签。有人说他是“西方势力的代表”，有人说他“反共、反华、反人民”，甚至有人曾向李柱铭投诉，指责他“反犹太”。各式各样的标签被加诸于身，甚至互相矛盾，也有些纯粹无稽。对此，何俊仁淡淡道，“无所谓吧，他们总是这样的”。
何俊仁的办公室摆放着三个人的画像，一个是国民党的主要筹建人宋教仁，另两位，则是中共领导，胡耀邦和赵紫阳。谈起摆放的原因，何俊仁说很简单，因为他们是“可敬的”」，是“勇气和良心的代表”。
在港大读书时，正值大陆文革动荡，香港也遭受强烈冲击。不少关注时事的青年学子对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但占据主流的，是主张拥抱红色中国的亲共“国粹派”。彼时的何俊仁涉世未深，却已然体察到，那场所谓的“大革命”是对人性的摧残和亵渎，将给中国发展带来难以预估的损失。于是他勇敢站出来，行至新华分社门外示威，带头批判四人帮。然而，何俊仁的清醒认知却被解读为“反共、反华、反人民”，国粹派指责他用“帝国主义的眼光看待中国”，“是西方派来的”，所受的攻击和责难难以计数。
“天安门事件”后不久，毛泽东逝世；一个月后，四人帮倒台。那时的中国开始逐步迈上正轨，直到改革开放的80年代，是何俊仁眼中“最富希望”的光辉岁月。然而，好景不长，八九民运再度摧毁了他的美好希冀，他对中共执政下的民族命运再难燃起热情和信心。
认真分析起来，何俊仁并非是一个能用标签“定义”的人。他指责共产党的执政过失，也认同其中的志士仁人；他感怀国民党曾经的普选政策，但也明白时过境迁，当年的辉煌已难重现。有人说他是“西方势力”，但他也曾身先士卒，站在反对美国侵略伊拉克的第一线，协助斯诺登一事更使得奥巴马政府大为光火。有人说他“反华”，但他也曾公开放话，表示不认同港英政府，坚持香港应回归中国。甚至在近来热门的“港独”及“公投”议题上，他也明确指出，民族论和香港独立并非值得公投的议题，也表态不会因为内地政局或政策失误而质疑自己的血脉和民族。他曾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列主义者”，但从政多年，他开始认同马列主义中关于阶级分析的智慧，更欣赏少年马克思的人道精神。他说，现在的自己持社会民主主义观，这中间，或多或少有着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他身上，有太多面在共融，简单的标签主义难免会使认识狭隘，将他“平面化”。
了解何俊仁，其实是一个剥洋葱的过程。你需要将媒体或传言中，关于他的标签一个个扯下再观察，那才是最本质也最真实的他。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