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中南海智囊日前承认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遇到了阻力，金融工作会议到现在也没有召开。此前报道，江泽民纵容腐败，导致众多权贵资本垄断经济市场，这是经济改革巨大阻力的主要来源之一。
按照惯例，中共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应该在2017年1月召开，但是有知情人士称，当局考虑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前至今年夏季召开。但是至今会议仍未召开。
祝宝良：利益集团挡道，改革遇阻进展缓慢
8月5日，21世纪经济报道报导了对中共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的专访。祝宝良说，金融工作会议迟迟未开是因为改革遇到了阻力。
祝宝良表示，今年上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遇到了一些阻力，改革进展也不如人意。原来说金融工作会议要召开，现在也没有召开。去库存却把房价拉起来了。
而改革成效不显著有许多原因，比如利益集团的阻力、一些理论问题的争论等等，但主要还是改革推进太慢了，其实从短期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经济下行的压力也没那么大。因此，将来还应加大改革推进力度。
他认为，7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再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部署，提出来“三去一降一补”这五大任务，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回应上半年改革所遇到的挑战。
他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基础性改革还未得到推进。
五大任务的核心目前主要集中在产能和库存等几个方面。其中，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层面，国企不改革，也不太可能把产能和库存去掉。第二个是杠杆率高，这里也涉及到金融行业和国企，渠道疏通不了，钱无法进到实体里面去，政治局会议是从这个角度来提出这些问题。
所谓基础性改革，从国企改革来看，国企改革的一大目的就是提高效率，提高效率就涉及产权制度、混合所有制等具体问题，这些都属于基础性改革，这些改革有些甚至现在还在争论，基础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金融也是如此，金融的核心是为实体经济服务，但现在却在一些行业和领域拼命加杠杆。金融部门还是要先把最基本的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作用先发挥出来，杠杆过高容易产生泡沫问题。
再如民间投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降成本，除了土地价格和税负过高以外，很重要的就是融资成本问题。这些和国企和金融都有关系，大量商业银行也是国企，很多资金也都给投到国企里面去了，这也是为什么M1在涨，都是国企的钱在里面，民营企业拿钱拿不到，融资成本也很高。解决民企的问题，同样也必须要对国企进行改革，这是联系起来的。
江派势力把持国企，习近平改革受阻
5月26日的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刊登了人民大学教授周新成撰写的文章，宣称国企不能私有化，反而要通过改革把国企“做大做强做优”等等。
香港《南华早报》引述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执行理事盛洪的观点指出，反对国企私有化的言论再度死灰复燃，显示社会上确实出现了一股“强烈反对真正改革”的力量。
盛洪指，国有企业已证实对中国经济是一沉重的负担，“中国的国企从来没有为人民服务，他们只不过为一小撮的利益小圈子服务。”
报导说，根据习近平去年9月所订下的国企改革蓝图，那些打着“国企”的招牌为私人捞取巨大利益的“小圈子”必然会被靠边站。所以，必然引起小圈子势力的反扑。
香港《南华早报》早前也曾刊发文章指出，2015年9月13日，国务院最终批复了国企改革计划。由此，“一部分人的权力将被转交到另一部分人的手上”。
5月21日，大陆微信公众号“内参观察”以题为《国企改革推进不力李克强震怒》发文。披露李克强在5月1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国企改革问题震怒：“我们要央企干什么？”
有分析认为，众多重点国企被江泽民及其亲信家族占据。公开报导显示，江泽民、曾庆红、吴官正、刘云山和李长春等家族资产都过百亿，甚至超过千亿。
在习近平阵营的大力反腐中，尽管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移动、中联通、中国电信等的掌门人统统撤换。华润集团、中国铝业公司、一汽集团、武汉钢铁、宝钢集团等高管被查办。但众多重要国企的大量高层，仍与江派千丝万缕，很多其实还是早期江派布局的人马。
经济学家：江泽民贪腐治国，国企被掏空
中国经济专家、《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博士认为，江泽民时代的特点，就是通过国有企业改制，把绝大部分国有企业变成了私有企业，而且最后落在了国有企业的党员干部手里，帮助他们发了横财。使几千万工人失业下岗，“这也使包括江的儿子江锦恒，以及其他一些太子党们都趁机捞到了不少好处。”
2011年7月，经济学家綦彦臣接受大纪元电话采访时，谈到江泽民时代在经济方面对社会造成的沉痛影响时说，江时代的跛脚国企私营化，造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现在名义上的国企，实际上几乎成了私有化了，比如曝光的一些‘天价茅台事件’、‘天价吊顶灯事件’，都是个人利用权利，把所谓国有企业当成自己家一样。这就是权力资本化的一个体现。”
綦彦臣认为，江泽民时代政治和经济的联系可以总结成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党的高层，以腐败换团结，整体腐败使党的高层形成利益共同体；另一个是在整个社会层面，特权普遍化。哪怕谁的舅舅是个小股长，都能沾光捞到点利益，这两个方面一直延续到今天。
2015年9月，陈思敏在《习近平国企改革的背后》一文中表示，江泽民时代国企改制中的典型，一方面资产被掏空，一方面改制后的国企被特定权贵资本幕后控制官方股份，垄断的国企不是没有能力获利，而是垄断的获利多数落入私人口袋。
在习近平上任后推行国企改革的同时，透过王岐山打“老虎、苍蝇”也包括针对中央、省级及市级国企的一系列人事汰换清洗，特别是“恐龙”级的国企三大电信商与三桶油，这是江泽民集团的传统利益与根深错节至今的地盘。
文章指，国企除了垄断市场，还可以操纵股市。A股及H股市场皆以国企为主，百大股票中，国企占逾65%，江泽民利益集团掌握绝大部分，曾多次在反腐关键时刻利用国企交叉持股的复杂股权结构，以及监管单位难以有效勾稽查核的大量附属公司作空股市，引发恐慌性卖压、制造暴跌，威胁习近平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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