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随着28岁的杨改兰将自己的4个亲生子女砍杀，两种观点流传于网络，一篇题为《盛世下的蝼蚁》指出："一个人为钱犯罪，这个人有罪；一个人为面包犯罪，这个社会有罪。"对此，凤凰评论则评论道：“杨改兰是盛世蝼蚁，可蝼蚁不能挥刀向更弱的蝼蚁。”
于是人们纷纷质疑：难道因为杨改兰是蝼蚁，她为穷所迫，所以蝼蚁就可以挥刀向更弱的蝼蚁？
贫穷与持续的暴力侵害犯罪有很强的关系
而问题恰恰在此。迄今为止，无数事实表明，贫穷有一种无限扩张蔓延的能力，对于穷人而言，大量的时间用来省钱而非赚钱。金钱的束缚会令人时刻处于紧张、敏感、胆怯的状态。马克思在评论《"模范国家"比利时》一文指出：“犯罪行为也随着赤贫现象的增长而增长”，而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则明确指出：贫困给工人的选择只有“慢慢地饿死，立刻自杀，或者随便什么地方见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只要有可能就拿走，干脆说就偷。”
2013年6月21日，在中国大陆南京市江宁区一处居民住所，警方发现辖区居民乐燕的两个年幼的女儿（2岁的李梦雪和1岁的李彤）死于家中，当时尸体已经风干。两名女童唯一的监护人母亲乐燕沉迷于吸毒，乐燕本人亦为非婚生子女，文盲，幼年与祖父母共同生活，16岁离家流浪。
与杨改兰事件的不同之处在于：同样作为母亲，乐燕的行为更加不可饶恕。她曾经接受亲人及社区资助5000元，其中3000元被她自己用于吸毒抽烟打游戏，另外1000元用于自己买衣服，只有1000元用在了孩子身上。如果说杨改兰挥刀向自己的孩子们，有可能还有着"带孩子们同自己一起走"的意思，乐燕的举动，则显示她没有一丝一毫的牵挂，从头至尾完全不配做一名母亲。
台湾国立教育大学幼教系教授陈雅玲在论文《贫穷如何影响儿童》中是这样说的：“
孩子的成长轨迹会由家庭环境中的机会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塑造而成。而经济困难使得父母长期处于高度心理压力下。沮丧、紧张、极低自尊都是贫穷父母常见的心理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有句古语叫做"贫困夫妻百事哀"，经济的困顿常常会产生进一步的家庭矛盾，导致夫妻冲突、离婚等等。如果家长又为单身女性的话，除了经济吃紧，由于身兼二职，管教上也更加力不从心。而从乐燕与杨改兰的现实情况来看，无疑印证了以上论述。
根据美国学者的调查研究，从官方、被告人和自我报告的数据来看，贫穷与持续的暴力侵害犯罪有很强的关系。他们认为，许多研究表明，无论是未成年男性还是女性，贫穷都是青少年暴力犯罪的一个重要预测变量。
因此，当人们在指责乐燕和杨改兰这两位残酷的母亲"虽然穷但杀孩子令人发指"的时候，也必须承认一个事实：贫穷与犯罪确实存在着某种相关关系。贫穷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匮乏，同时还伴随着偏见、歧视、家庭分裂、失学、失业。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可怕的不是贫穷，而是伴贫穷而来的东西。
不妨再回过头来看看前阵子女大学生徐玉玉被骗身亡事件。"被骗身亡"本身就令人觉得匪夷所思，徐玉玉的死，从某个角度印证了贫困家庭孩子的心理素质：钱对普通人而言只是身外之物，但对穷人家的孩子就是身家性命！他们从小已经穷怕了。对徐玉玉来说，八千多块钱的学费象征着她的前程，一个有可能跳出贫困的前程。而更值得人深思的是，欺诈徐玉玉的骗子也是19岁的孩子，他们也都来自贫困之家。在中国警方破获拐卖孩子的诸多案例中，也常常发现这样的现象：很多人贩子既是罪犯也是受害人，他们的成长经历叙述起来常常令人泪下，不仅仅没有面包，还自幼就缺少父母的关怀。一个在欺凌欺诈欺骗中长大的孩子，怎么指望他们通通都"出淤泥而不染"？
这世上当然有很多"人穷志不短"的励志案例，但是，人们不能期望着每一个身陷贫困的普通人都成长为王永庆和李嘉诚，也不能指望每一个女性在经济困顿与生活压力下都自强不息，变成香港的水饺皇后或者格力总裁董明珠，因为真的太难了！现实就是这样的残酷：更多的贫困母亲，在经济压力下，选择向着绝望的那一端滑落。
而这种由贫穷所带来的犯罪现象其实是一种普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在西方国家也屡见不鲜，但这并非意味着就可以不闻不问听之任之。小到一个人，大到国家政府以及整个社会，如果能够对极端贫困家庭以及万般无助的母亲及时地伸一把手，比如将乐燕的两个孩子一路绿灯送往福利院，比如杨改兰申请低保的过程没有受到阻挠，悲剧很可能就不会发生。这绝不仅仅是挽救几个家庭那么简单，也许贫困家庭下一代的命运会因此而改变，从而减少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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