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与信仰－提高国人素质的药方

“天人合一”是中国的哲学，被誉为最高智慧。其实，“天人合一”表明中国人不会思维，不会观察、分析具体的事物，当然不会以理服人，只好拿“天”（最大的势力）来压服人。中国古人的什么“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天圆地方，故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地有12经水，人有12经脉”等等“天人合一”“天人对应”的说法，都是极端荒谬的。

中国人如果一味地守旧、崇拜古人，是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这已经为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所证明。在科技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中国人必须改变自己，努力提高自己的素质，首先是提高自己的思想、思维方面的素质，抓住两点：

第一，中国人必须通过真正的信仰建立起道德秩序。儒教不可能确立道德秩序，这已经为2000年的“独尊儒术”的政治实践所证明。为什么，因为儒教搞“父子相隐”，主张包庇犯了盗窃、杀人罪的亲属，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秩序。而基督教的“十诫”道德为整个社会秩序奠定了心灵基础。

第二个是通过逻辑学学习，在大脑中建立正确的思维方式，避免胡搅蛮缠的感性思维和指鹿为马的丛林思维模式。人类从原始社会一路走来，其本能思维中始终摆脱不了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丛林规则。中国文化是强调“孝亲”的立场文化，这就意味着立场高于真相、高于是非。当真相与立场不符的时候就通过造假来掩盖真相，真相将不复存在，正义将不复存在，于是就形成了阴谋与不择手段的丛林思维文化，只为打倒对手，于是就有义和团或红卫兵。所以，国人学习非丛林的正确的思维形式规则----逻辑学尤为重要。

一，野夫说：“中国逻辑”是逻辑的天敌

易中天先生曾将“中国逻辑”归为三点：问态度，不问事实----问动机，不问是非----问亲疏，不问道理。

“中国逻辑”就是原始的丛林时代的帮派思维：只要是自家人，说什么都是对的。如果是自己仇恨、反对的人，说啥都不对。他不是反对你的意见，是反对你这个人。哪怕你跟他意见一致，他也要从动机、态度等方面，找你的茬。

野夫先生将“中国逻辑”归纳出5个特征：

中国逻辑的第一表征是国情论，即用国情为吾国的一切症结辩护，为一切罪孽洗白。江平先生说，30年前我们批判两个凡是，现在要批判两个谬论：稳定压倒一切，中国情况特殊论。中国自然有其国情、有其特色，这决定了我们不能教条化，不能奉行“拿来主义”。只是，中国的国情与特色，不该成为阻止我们“拿来”真理的借口，用何兆武先生的话讲，倘若真理不合国情，那么需要加以改变的是国情，而非真理，“国情要适合真理，而不是真理要适合国情”。可惜，对中国逻辑的坚守者而言，这些话不大入耳。他们眼中，国情的阴霾，阻断了眺望真理的视线，只能惜取眼前物，国情----如贪腐、专权----即存在，存在即合理。

第二表征是辩证法。它与第一表征如胶似漆，互为表里。辩证法为国情论提供了论证的工具：哪怕国情再不好，辩证来看，总有好的一面。国情论则为辩证法制造了运行的语境。要言之，辩证法的作用，一是捣糨糊，二是遮羞布。它最大的害处，在于混淆了是非善恶，因为一旦辩证起来，是中有非，非中有是，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再如，用辩证法审视官员腐败，虽然违法，却润滑了科层制，提高了办事效率，并不全是坏事呢。

第三表征是诛心。即易中天所云“问动机，不问是非”----须知心之为心，动机之为动机，恰在于不可测问。当然这不是中国逻辑独有的病症，却在中国流毒尤烈。你批评一位名人，他的粉丝立即上前围攻，质问你什么动机，是不是嫉妒，是不是借机炒作，进而上升到人格问题、立场问题----凡事不论理性论人品，不论事实论立场，结果只能是各执己见，双方之间的裂缝越来越深，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越来越微弱。

第四表征是牵强附会。以旧闻为例。据陈伯达秘书缪俊胜回忆，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会议室厕所未标男女，其间陈伯达上厕所，出来碰到江青，江火了：“你怎么上我的厕所？”陈解释，这里并未标示男女。“啊？你今天上我的厕所，明天就会闯我的卧室！”----江青的不讲逻辑或“中国逻辑”，其一是霸道，将会议室厕所的主权纳入自己名下；其二是附会，将厕所与卧室等同，将“上我的厕所”与“闯我的卧室”混为一谈，事实上，厕所与卧室本不相干，“上错厕所”并不必然会导致“上错卧室”，二者之间不能递进，将它们强行牵连在一起，就打乱了逻辑的前提。

第五表征，是混淆（无限扩大）：从混淆公私，混淆道德与制度，到混淆是非，混淆善恶。譬如有人因私德不谨，曝光天下，其论敌就说：依你这德行，假如上台执政，必定是一大贪官、酷吏。这种论断常能蒙蔽一些受众。然而，稍加明辨，当可知贪官和酷吏，与其人的德行并无必然关系，而取决于制度的设计，公权力是否受到了制约。制度不改，谁上台都一样，君子执政，转眼便是小人。对道德与制度的混淆，可谓吾国的一大沉疴，导致我们的制度建设，屡入误区而不自知。

这五大表征，犹如五毒，身染其一，理智就受损伤。野夫强调，中国逻辑不是逻辑，而是逻辑的天敌----如今任何词语，只要加上“中国式”、“中国特色”的修饰，一瞬之间，即由褒义变成了贬义。

二，制度决定论不成立

野夫宣扬制度决定论，是错的。野夫说“制度不改，谁上台都一样，君子执政，转眼便是小人。”这句话也对，但需要深究一步----制度改了，是不是中国人的一切问题就解决了？

辛亥革命后，中国改过一次制度。刚开始，一派新气象，欣欣向荣；但是，仅仅几年，腐败混乱就滋生成癌了。

中国人在国外的社区，可以说政治制度变了，然而犯罪率也是很高的。香港最初的总督评价华人居民说：作为个人，他们的聪明才智一点儿也不比英国人差；但是从道德角度来看，他们的道德败坏是欧洲人难以想象的。英国人所谓的道德，显然就是指的公共道德。你在你自己的家庭可能很讲道德，但是组织共同体的事务的时候，每个中国人都在算计每个人，恨不得把别人坑死才算了事。所以按照欧洲人的公共道德观，中国人就是一个只会弱肉强食而没有德性的人。

国人道德败坏的原因是中国人只有唯物主义的利益追求，没有超越物质利益的精神追求和超越性的宗教信仰。国家主席李先念女婿刘亚洲说：儒教道教佛教追求都是物质利益，儒教讲国泰民安，道教讲长生不老，佛教有送子观音，中国人信这些教，都是为了物质利益，并不是真信仰，必然导致道德败坏。西方基督教和日本神道教是真信仰，所以社会道德秩序井然。日本人在地震灾难面前，没人顺手牵羊哄抢物质；中国出个汽车事故，总有顺手牵羊哄抢物质的。这是完全不同的国民。

三，逻辑与信仰----提高国人素质的药方

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需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看是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中国从1840年以来就是走捷径，不搞实质性的文化、政治改革，只搞花架子的经济改革，结果是全民腐败，陷入了绝境。

中国要改变人心，第一个是通过真信仰建立起道德秩序。儒教不可能确立道德秩序，这已经为2000多年的“独尊儒术”的政治实践所证明。为什么，因为儒教搞“父子相隐”而且主张为了孝道应该包庇犯了盗窃、杀人罪的亲属，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秩序。而基督教的十诫为全社会秩序奠定了心灵基础。

第二个是通过逻辑学学习，在大脑中建立正确的思维方式，避免胡搅蛮缠的丛林思维模式。有个段子为证：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谈政治；你跟他谈政治，他跟你讲民意；你跟他讲民意，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跟你讲法律。这就是胡搅蛮缠的丛林思维方式，国人需抛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