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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界村纪事:常住人口已不到20人,年轻人都下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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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常住人口不到20人的村庄。现在长期住在村子里的村民几乎全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

它叫界村,在浙江武义县境内,同时与松阳、遂昌接壤。

过去20余年,武义县探索的 “下山脱贫、异地发展”的扶贫之路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超过400个村庄、1.6万余户家庭、5万多人搬到山下,条件得到大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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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武义县城60多公里外的界村,山清水秀,村里只剩十多位老人。

但也有少数人出于某些原因没有下山。他们至今住在大山深处,远离城市喧嚣,生活亦有种种不便。

界村就是其中一个。

山上生活艰苦

武义县城西南方向60多公里,便是界村所在地。因为途经山路,车速上不去,行驶需要1个半小时。

澎湃新闻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组成的“记录中国”报道团队抵达村庄的时间是在7月初。室外气温超过30摄氏度,但村里的老人仍然都穿着长袖。一位老人解释,山里早晚气温低,特别是晚上,睡觉还得盖被子。

到达的当天上午,“记录中国”报道团队见到了10位村民,最小的66岁,最大的74岁。

村支书何子法介绍,界村共有户籍人口138人,60岁以上的41人。现在,年轻人都下了山,而老人们有的山上、山下两头住,有的被子女接下了山,有的仍住在村里。长期住在村里的老人,据粗略统计还剩十几位。

“这个时间,有的可能出去干活了。”何子法告诉澎湃新闻,住在山里的老人,习惯了忙碌。有的人种点甜玉米,有的在自家院里种蔬菜,还有的去山上采摘野生粽叶用来增加收入。

对山里的村民而言,卖粽叶是为数不多的赚钱机会。每隔几天,有商贩上山收购,湿粽叶3.5元一斤,干粽叶8元一斤。早些年,村民还会砍毛竹拿到山下去卖,如今100斤毛竹只卖20元,廉价到没人再打它们的主意。

除了赚钱机会不多,交通不便也是村里人经常念叨的。70岁的周美华,一个小时里感慨了五次“苦死了喂”。她念叨几十年前大儿子生急病,那时没通公路,只能往山下抬,人没到医院就不行了,死的时候只有16岁。二儿子生下来,公婆要求分家,她和丈夫开始动手造房子,黄泥是一锹一锹从山里挖来的,“夜里月亮降了,水挑起来,黄泥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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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武义县城60多公里的界村,长住村庄的村民不到20位,几乎全部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

老人们为何不愿意下山?

既然山上生活如此艰苦,老人们为什么不选择“下山脱贫、异地发展”?

其实,界村原本有机会整村下迁的。1993年,武义县开始全面探索“下山脱贫”,曾先后引导423个自然村,5万余人搬迁下山。

当时的做法是,政府协调各个部门,在山下找一块土地,让下山村民购买地皮重新建房,相应的费用也有所补贴。

但在过去,下山是件“超前”的事。界村的老人们回忆,当时界村经济条件还算好、也吃不准下山能干什么,搬迁的事大家意见不一致。

这一情况,也得到武义县扶贫办原主任董春法的侧面印证。

这位在扶贫岗位工作23年的“老扶贫”告诉澎湃新闻,过去在各个村开展工作,最难引导的就是老人。山上日子虽然清苦,但故土难离。

“我们一直都是宣传引导,但不发动、不命令。”董春法表示,本着自愿原则,确实有极少数村民一直留在山上。

虽然整村没有下山,但年轻人的观念要开放得多,山上有限的收入来源,促使年轻人纷纷外出谋生,零散下山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在有“超市之乡”之称的武义,一些界村人在周边的永康、义乌以及金华市区开起超市。子女在外赚钱,老人留在山里,这是界村许多家庭的普遍状态。

在山上住了大半辈子,老人们对山村也是住出了感情,住出了习惯。

68岁的何有文曾经在县城给别人打工,做了几年又回到界村。他说山上空气好、水好,关键还有自由。

“在外面做工,要看别人脸色,这里我自己说了算。”何有文的家就在村口,是前几年新盖的砖房。忙完农活,他就坐在自家墙边,抽着烟,和老伙计们聊聊天。

何有林比何有文大6岁。他在武义县城做了十多年保安,每月工资从最初的400元涨到2000元。眼看年纪大了,身体也吃不消,老板的嫌弃也让他觉得受了气。去年,何有林认为是时候回村了。

山下生活成本高和不想给子女添麻烦也是老人们不想下山的重要原因。

山里的老人平时花销不大,对物质要求不高,自给自足,孩子补贴,政府基本养老金和老年补贴,条件差的还有最低生活保障,基本温饱不是问题。

怕的是生病。66岁的王美香,前年查出肿瘤做了手术,住院期间都是儿子照顾。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在金华开超市、一个在武义县城打工。

自从做完手术,王美香再没下过山。她清楚下山生活条件会好一些,但“睁开眼就要花钱”。老人说,这几年经济形势不好,孩子们赚钱不容易,不想给他们造成负担。

郑女莲最担心的也是开销。

她今年68岁,患有心脏病和气管炎,随便一盒药就要七八十块钱。最近几年,老人去金华住过三次院,费用主要靠儿女凑一些。

“我不想下山,没有钱,身体又不好,不想给孩子们添麻烦。”说到这里,老人背过身,抹了抹眼泪。

不到50岁的何子法留恋的则是祖祖辈辈生活在一起的邻里乡情。他在界村长大,不管走到哪儿,最挂念的还是村里特有的人情味。他觉得无论是在山上还是山下,让村庄作为一个整体继续存在才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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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义县界村,68岁的郑女莲老人。

不下山怎么办?

如今,界村虽然只剩下十几个老人,但依然是所有界村人的家园所在。

何有林感慨,年轻人搬到了金华、杭州、上海,但只要老人在,老房子在,孩子们回来还是在同一个地方。村子的凝聚力也依然存在。

每逢村里有大事要办,下了山的村民们还是会纷纷回到村里聚齐。所以,别看界村平时空空荡荡,每到清明、春节以及婚丧嫁娶,车子多到都停不下。

留在山上的老人都对子女有美好的情感。子女要发展,老人也要得到赡养,这确实是一个难题。养老问题既需要家庭的投入,也需要政府的帮扶。

武义在其精确扶贫的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条:要当“家长”兜底支持,让贫困人口“不掉队”解困。

事实上,整个武义的脱贫任务已经完成,但任务完成,改善人民生活的工作还将继续。除了经济上解决贫困,在生活上还要给予便利、精神上还要给予满足。

武义县民政局干部黄敏,是由县里派至界村的第一书记。工作日和双休日没有少往界村跑。

他说,“我们有一个民生大篷车,专门解决的就是山上老人们的办事需求,县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车上设服务台,给老人们提供一站式的办事服务。”

提供服务上门还不够,真正解决老人们的问题,是方便他们下山。

过去村民要下山,步行三四个小时才能到镇上。上世纪80年代后期,界村人决定自己筹钱修路,路修了一半,又被大雨冲垮。大约十年前,政府修建了现在这条通往山下的公路,宽度有3米多,可使面对面上下山的两辆车同时通行。

2013年,往返村镇的公交车开通,每天早上8点和下午4点往返两趟。这成为不会开车的老人们外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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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义县上黄村,有“江南布达拉宫”之称,至今还有七八十人住在村里。

村子的未来:消失还是迭代?

在界村的老人中,不少人有这样一个悲伤的想法,随着老伙伴们一个个离世,村子会不会就没有了?

去年秋天,村里又有一位老人去世。这让何子法愈发感觉到,随着老人一个个离开,村子也很有可能消失。

对此,38岁的村委员主任何建明更希望用“迭代”这个词来形容村子的未来。

武义,一直以“温泉小镇”闻名,事实上,可挖掘的旅游资源还有不少。

和界村相邻的上黄村是一个拥有数百年历史的村庄,地处半山腰,高低起伏的地势让老房子层层叠叠、错落有致,也因此有了“江南布达拉宫”的称号。

上黄村村支书王泽民说,全村383人,平时住在村里的七八十位,基本也都是老人。最近几年,不少驴友或摄影爱好者跑来拍照,这让上黄村看到了发展旅游经济的可能性。

界村也得益于上黄村知名度的提高,游客逐渐增多。何建明动起了脑筋,他想利用山区水质优良的资源,办一个纯净水加工厂。此外,村班子还想利用“江南布达拉宫”的效应,办一个“高山有机农场”,集家乐餐饮、休闲、采摘、观光于一体,方便游客。而一些已经下山的年轻人,也或多或少看到了上黄村的机会,萌生了上山开民宿致富的念头。

只是目前的盘山公路同时通往界村和上黄村,由于路面相对狭窄,车辆交会时行驶缓慢,给发展旅游带来一定阻碍。去年秋天,两个村联合把情况反映到县里,希望拓宽道路。该诉求得到县交通部门的重视,拓宽工程也在今年启动,预计10月完工。

此外,界村和上黄村还在共同修建一条长约2.55公里的林道。这条路通往武义和遂昌交界的地方。费用初步核算60余万元,两个村各出一半,村干部先行垫付,同时再向上申报,等待政府的报批。

何子法说,这么做,一方面是想方便村民和遂昌那边的村子走动,另外也考虑到路修好了,外面有更多人进来。只有别人愿意来,他们才有可能搞旅游、搞开发,村庄也不至于轻易消失。

何建明认为,未来若能使山林旅游经济兴起,无疑将推动“下山脱贫、异地发展”工作进入新的阶段。从下山脱贫到上山致富,这条路应该走得通,但基于目前的知识、能力和村里有限的资金,他也表示,界村尚在寻找时机和有兴趣的投资者。

“好在越来越多年轻人看到山上也有‘富矿’可挖,只要绿水青山在,村子一定会焕发新活力。”何建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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