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了由胡耀邦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是中共文革后的第一个精神文明建设决议。
1983年7月4日，胡耀邦、赵紫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图源：新华社）
“精神”这个词已成为文革后和整个80年代中共的重点讨论话题。解放思想、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思想解放“补课”、精神污染、思想启蒙、人道主义、伤痕文学、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带着浓浓80年代印记的词语，似乎也已尘封于那个时代。而这个决议，便是那个时代中共在“精神”层面的第一次明确告白。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无知具有反作用。所以在改革开放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思想层面的解放同样需要跟上，如果存在不统一，或者存在保守思想的话，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阻碍。
然而在当时的中共高层，思想并未完全统一。准确来说，当时中共的“精神领域”有着泾渭分明的左右之分。按照田纪云的说法说：这种对立在“以胡耀邦为代表的主张改革的人和思想比较保守的同志之间”，其中的“一场激烈争论”便是六中全会的决议，争论点是中共十二大“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是否沿用至十二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当中。
共产主义社会是共产党给人们的乌托邦，以消灭私有产权为特征，并建立一个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生产资料共有制（进行集体生产），没有阶级制度、没有国家和政府的社会。在80年代，以邓力群、胡乔木为首的思想界左派仍坚持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是属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了。
于是在胡耀邦的十二大报告中便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实践，早已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包含着共产主义，都离不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是向着未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目标不断前进的，这个进程不能仅仅依靠物质财富的增长，还必须依靠人们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和革命精神的不断发扬”等共产主义的描绘。
胡耀邦对政治报告中这些“共产主义”的词汇并非没有察觉，只是出于对起草者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尊重而未加删除。只是在此之后的学习和宣传中，共产主义等空话大话在思想理论界横行，左倾思潮再次兴起，篡改了十二大精神。按照徐庆全的话来说，“十二大精神当然是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胡耀邦加以具体化提出来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宣传部门硬要说十二大精神是共产主义。”
于是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爆发也并不意外，文艺界、新闻界、理论界再次被左的思潮席卷。作家巴金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爆发后惊呼：“‘文革’又来了！”
这场清污运动的高潮虽然只从10月12日到11月17日持续了27天，但足以见得当时的中共在“精神”层面的左右对立。
基于这些问题，中共亟需在精神层面做出统一的决议，这便是《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起草的背景。
(采桑子 撰写)
这个决议由胡耀邦亲自主持起草小组进行起草工作。1986年7月25日，起草小组把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下发征求意见。
该决议果然引发邓力群等人的意见，他们提议要强调十二大“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邓力群还主持了修改稿，甚至还加上了这样的话：“在我国有过资本主义剥削的历史，如果搞得不好，是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的。”
胡耀邦看了邓力群的修改稿，抓住问题点在“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句话上。而这个问题若不加以澄清和统一，不仅文件无法通过，更严重的是在实际工作中间还会发生“左”的干扰。于是他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写一封信，申明他之所以不再沿用十二大报告的这个提法的理由。赵紫阳表示完全赞成，并提出一同署名报政治局常委会。9月13日，两人联名发出了前引的那封信。
这一切都需要邓小平来定夺。这一次，他站在胡耀邦这一边，对邓力群说：“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明天开会，你就讲一句话，完全赞成这个稿子。”
在得到邓小平的首肯后，9月19日上午，胡耀邦主持了《精神文明建设决议（征求意见稿）的讨论和修改情况（草稿）》，在第三条专门解答了“有的同志主张沿用十二大关于’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这次修改，没有接受这个意见”的理由。
就这样，在一场左右之间的“明争暗斗”后，修改的决议稿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后，又交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这样一个重大的提法变化，就经中央全会通过而成为中央的正式意见。
然而，左右之争仅仅是告一段落，他们间新一轮的斗争很快便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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