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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司法白皮书 中共回应人权倒退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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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今年3月11月,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记者会遭到追问——美、英、日、澳等12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1次会议上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人权状况恶化特别是拘禁维权人士、公民领袖和律师表示关注,敦促中方释放有关人士,并称近期数名中国和外国公民不明原因失踪是“不可接受的”。彼时洪磊的回答显示中国政府在一直被纠缠此问题时感到“不耐烦”,“奉劝少数国家好好反思和纠正自身存在的各种人权问题,停止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停止借此干涉他国内政和司法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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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中国广东的乌坎事件在2016年因为民选村主任被控贪腐而再度恶化(图源:VCG)

当以网络大V为代表的网络舆论接受整肃,当一些媒体眼中的维权律师群体遭遇“打击”……2012年以来,中国公民基本人权究竟是否当真在受到限制和挑战,甚至更进一步有继续恶化之势,引发了外部,特别是西方社会广泛关注。甚至在中国国内,知识界也存在激烈争论。

而今年9月中旬,中国政府尝试在一份权威性的政府白皮书《中国司法领域人权保障的新进展》回应外界的质疑,并在稍后抛出另外一份5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书《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来进行进一步背书。

作为官方的权威公开声明文件,中国官方曾以对外发表各种主题的白皮书。以中国人权主题为例,1991年11月1日中国首次公布《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迄今以“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为题的全景式人权白皮书发布十余次,此外介绍西藏人权发展状况和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的白皮书亦发布数次。

而唯有9月份今次发表的《中国司法领域人权保障的新进展》为首次纯粹聚焦司法领域人权保障,其用意究竟为何值得深究?从内容上来看,这份以十八大为划界线的《中国司法领域人权保障的新进展》白皮书,本是习近平执政近4年间中国政法领域改革的系统总结,但却以“司法领域人权保障”来命名,并拔高为中国政府对外发布的白皮书,显示出中共对政法工作性质认识的提升。

在中共原来的政治观念里,由于经常被斗争性思维所主导,政法工作被定义为专政工具或者刀把子,强调的是要像冬天般冷酷无情,很少从另一面来强调对当事人的权利保障和人道关怀,更不用说提高到人权的高度,因此白皮书反映中共在认识上的一个质的变化。而且在这种认识的影响下,张氏叔侄、念斌案、呼格案等一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试图令人恢复对中国司法的信心。

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介绍了未来中共人权保障的计划方向和具体实施步骤。这是继2009-2010年、2012-2015年后,中共制定的第三个人权行动计划。这份文件不仅延续了前两次人权行动计划的思路,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民政治权利,各类特定群体权利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而且还因应现实社会矛盾的凸显,提出了各种巨细靡遗的“指标”。

这其实“顺带”解释了在人权保障问题上,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思维差异究竟从何而来。具体说,三次人权行动计划其实是在尊重人权普遍性原则的基础上,又考虑到中国的基本国情。中西方在人权理解上并不见得有多大的分歧,分歧的根源在于中国和欧美今天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相对于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衣食无忧,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当前最大的政治或者说最重要的人权,是生存和发展权利的保障。

这两份文件的出台,在近几年外界舆论普遍指责中共打压人权的背景下,提供了一种来自于中共的现身说法。某种程度上,它可以看作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政治声明,说明中共正试图以自身方式逐渐提升并解决其被认为广泛存在的人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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