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到民国，茶馆都是成都最重要的公共空间，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设施。虽然城市居民在1950年代仍然能进行茶馆生活，但对共产党政府的政治理念和宏大目标来说，休闲茶馆的存在与建设现代工业城市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由于政府对茶馆这种公共空间的密切介入，市民利用这种空间的机会日益缩小。因此，茶馆的逐步衰落，是与人们传统公共生活的消失和日常生活的政治化同步进行的。
衰落中的茶馆的经营
在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随着茶馆在城市经济中份额的萎缩，在市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降低，其在各种文献中的记载也日益减少，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茶馆歇业解决善后问题的资料中，了解茶馆经营、雇佣和工资等状况。
中国茶馆业以及茶馆文化正在逐渐消亡（图源：新华社）
在现存的档案中，有三份与该茶楼有关的文献，即《达观茶楼从业人员清册》、《资本调查表》和《达观茶社资产调查清册》，它们为我们了解这个茶馆的一些细节，提供了非常难得的资料。1951年9月23日，成都市茶社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称，达观茶社“因响应政府号召，拆修中心干道”，另觅东华门正街23号地址营业。我们还知道该茶馆有经理1人，店员2人，瓮工1人，堂工5人，拉水工2人，其他6人，杂工1人。在“每日工资”一栏，除经理苏××外，“其他”栏中还有不领工资的6人，他们应该都是家庭成员(1男5女，男3岁，女分别为30、12、10、5、26岁)。店员每人每日297美元，瓮工951美元，堂工除一人为416美元外其余都是297美元，拉水工各535美元，杂工416美元。可见，其中烧水的瓮工工资最高，是一般堂工的3倍。从《达观茶社资产调查清册》中，我们知道该茶馆有房产5间，江西瓷茶碗368套，铜茶船280个，瓮子1个，此外电灯、各种用具、原材料等杂七杂八的东西，数量、价值等，都非常具体地记录在案。
1951年，位于茝泉街的利东茶社申请歇业。该茶馆1943年集股开办，1945年因各股东折本而退股，改为独资，通过“旅栈收入支援茶社”。1951年8月，因欠房租只好停业。关于职工如何处理，“由劳资双方代表”，“以民主的方式达成协议”。
官办的地方报纸不再像民国时期那么关注茶馆，有关的报道很少，但有时也从其他角度透露一些信息。如1956年《成都日报》发表《不怕困难的茶社工人》，介绍锦春茶社烧瓮子工人龙森荣，报道他这年3月份被评“行业二等劳动模范”后，在劳动竞赛中“又作出了新的贡献”。他用锯末代替煤炭烧茶炉子，经多次试验，终于成功。锦春茶社一天可节约煤120斤，全年达4.3万多斤。随后他又帮助其他茶社推广这个办法，帮13家茶社改进炉灶。回忆资料也从另外的角度揭示了茶馆的状况。如沃若回忆小时候父亲被打成“右派”，下放到一家茶馆烧开水，家里的所有财产除身上的衣服外，就只有一床被子、一张油布、一个铜罐。每晚当最后一个顾客离开后，父亲便把四张桌子拼在一起，铺上油布做床，脱下衣服做枕头，每早天不亮就被几个喝早茶的老爷子吆喝起来。在1950年代，茶馆的外观和设施与以前相比，几乎没有多少变化，但我们发现过去民国时期的一些著名茶馆逐渐消失，而一些较小规模的街头茶馆则继续生存下来。其原因可能是这些小茶馆较少受国家的关注，而得以在夹缝中苟延残喘。
政治和阶级斗争
1950年之后的茶馆，从外部看起来与民国时期并无太大差别，但内部的政治斗争却更加激烈化。大多数街头茶馆，同过去一样，当街一面是可拆卸的木板门，内则竹靠椅、矮方桌、盖碗茶、铜茶壶。不过明显的变化是张贴的“莫谈国事”告白不见了，“代之以歌颂共产党、新社会的新联语”。过去在一些茶馆里，如果店主受过点教育，也会撰写或贴古雅的诗词在墙上。但随着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茶馆的墙壁、柱头被用作张贴标语、文件、通知，提醒着人们政治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民国时期，许多茶馆老板和雇员都加入过袍哥，他们自然成为新政权所整饬的对象，因此许多人都受到牵连。袍哥的比例究竟有多高，据1955年的《随园茶社蓉声川剧组花名表》，共12人(11男1女)，在“参加过何伪组织”一栏，除三人空白，一人填“私塾四年”，其余都填有“无党派，有袍哥”。也就是说，这个茶馆川剧艺人至少60%以上都有袍哥背景。当然，也有不少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等“反动组织”。
在档案里，还有不少鸣放和反右的记录，如《工商界骨干分子整风学习登记表》等，都是茶馆中的政治斗争的反映。如吟啸茶社的经理马某，“政治身份”是“民建会员”，政治态度是“中左”。登记表中有其“鸣放中的言论摘要”，这些言论如“我认为工资改革实际上是降低了，违反了高工资不降的原则”，“工会不对工人进行教育，只强调阶级观点”。还有“别人揭发的问题”一栏，如有人揭发马曾经抱怨“政府根本不重视私方人员”。新蓉茶社的周某，“政治态度”被划为“中中”，鸣放中的言论包括：“工人阶级的领导应该有规格，不能任何个人都任领导”，“社会主义的企业是民主管理，我号就不民主”；又说“右派分子章乃器提的意见我同意”。在“鸣放中的态度”一栏中写道：“在鸣放中该人所放的东西虽然不多，但是他突出地表现出对工人阶级有严重的不满情绪，因而划他为中中分子。”在“反右斗争中的表现”一栏中写道：“对斗争右派分子比较积极，能和右派分子进行斗争，但其内容不充分，软弱无力。”由此可以看到，国家对整个社会包括茶馆的控制，较之过去要严密得多。
根据评书艺人刘某所写的《本人简历》，他8岁时读私学，后读初小、高小毕业，读了7年，15岁时在鼓楼洞街水烟铺学徒3年，满师后在水烟铺工作到20岁，然后开始学讲评书和“讲圣谕”，并以此为生15年，“中间并无间断”。自1950年起，“专以讲评书为生活”。在沟头巷竹林茶社讲了3年。他曾在1944年参加“大成清吉社”，1947年由讲书的“旧工会”集体参加“伪三青团”。因为他是评书工会的小组长，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三青团的小分队长。1950年根据有关法令自首，1952年“恢复了人民权”，由曲改会派往参加土地改革宣传组。土改完成后回成都“还是评书生活”，还参加文化局所安排的“曲艺艺人中心学习组学习”。
而有的艺人就没有那么好的结局了，有的由于过去的经历和演唱的内容而被定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如罗某，简阳县人，出身贫民，本人成份“自由职业”，为成都曲艺场评书演员，新中国成立前曾任“袍哥五排，反共救国军中队长”，由于是“登记自新”，所以没有进行管制。后来有人检举罗“系稽查处特务”，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军官。但据1958年《反社会主义分子罗××的材料》称，这个指控是“待查”。根据这份材料，1949年后罗继续以讲评书为业，1953年参加曲艺场工作，1955年“因乱搞男女关系”被书场开除。他后来到昌都、拉萨等地讲评书，“获利”七八千元，1957年4月又到成都曲艺场。
从这份材料看，他之所以被打为“反社会主义分子”，无非是批评了当时一些社会现象，有的通过他编写的节目表现出来。其罪名包括：一、“编写反动评书、反对党的领导”。在“大鸣大放”中，罗根据《新观察》刊登的《首长的衣冠》独幕讽刺剧，改编为评书，而被判定为“丑化党的干部，攻击党的领导”。所指的“丑化”，就是评书中所讲的“他们对上奉承，对下摆架子，耍威风。首长一摸烟，他就赶快点火；首长一拿茶，他就赶快去倒开水；首长一咳嗽，他就赶快拿痰盂。至于群众之痛痒，他是不管的，他们所唯一关心的是首长的印象”。二、“污蔑曲改政策，挑拨党与艺人的关系”。所指“污蔑曲改政策”，就是他在鸣放中说“戏曲改革有毛病”，在“贯彻上级取消封建神怪黄色、色情的指示中，都有粗暴行为，只说不准演唱一些戏，但不说为什么，造成许多艺人受迫害，个别艺人甚至寻死上吊”。而且还批评“在旧社会我们艺人受歧视，为什么新社会还是瞧不起我们艺人？”三、“演唱坏书、散布毒素”。材料称罗一贯“巧立名目”，演唱坏评书。到凉山慰问解放军时，“未经领导审查，”又向解放军演唱“有毒素的坏书《打擂招亲》”，当时在解放军中“影响很坏”。四、“捏造事实、造谣惑众”。材料称1957年罗从西藏回来后，对人说“西藏打得血流成河，尸堆如山”。又说“捣乱分子几万人要打拉萨，解放军的大炮都安好了，解放军和叛乱分子谈判说，如果你们要打，我们的大炮就把布达拉宫打平了”。还说“有次在拉萨看电影，观众中有人打枪，当场打死几个人”。五、“流氓成性，一贯乱搞男女关系”。材料说罗解放前“犯嫖滥赌”，1955年离婚接着又结婚，在凉山慰问解放军时与一个女演员“发生暧昧关系”。
以上所列的所指“反社会主义”言行，或是所指的“历史问题”，或是由于在“大鸣大放”中对领导提出批评意见，或是表达了对一些社会现象的不满，或是传播了小道消息甚至确是一些过头的话，或是因为个人生活方式，等等，但由于1950年代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日趋政治化，这些都可能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一些茶馆经理和艺人有的不能继续在茶馆谋生，有的不得不关闭茶馆。进入1960年代后，茶馆和这些人更是命运多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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