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决定于2017年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通知》要求，任何地方、部门、单位和个人都不得迟报、虚报、瞒报和拒报普查数据，不得伪造、篡改普查资料。各级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普查对象的技术和商业秘密，必须履行保密义务（10月27日《京华时报》）。
污染源普查，十年磨一剑。在生态文明与环境保护形势更趋严峻的背景下，其采点采样、构架宏观的意义，显得更为重要。就像经济普查、人口普查和农业普查等全国性普查一样，普查结果对于宏观决策与微观问诊是最好的抓手、最权威的信源。正如2007年的首次普查，在“592万个污染源”的数字背后，会诊出了“农业源对水污染的影响大”“机动车排放污染物对城市大气污染影响大”等诸多问题。
数据普查最怕造假。虽然普查不等于问责，但地方部门出于各种利益考量，迟报、虚报、瞒报、拒报的冲动还是客观存在的。普查工作越细致，重大污染的盖子就越容易被揭开。
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两点：
一是污染与发展是现实矛盾。
中国城镇化仍在飞奔的路上，工业化的转型亦须漫长的过程，此时，资源能源的消耗、环境承载力的风险，在局部地区可能还会表现得比较激烈。比如废水问题，直接关乎敏感的地表与地下水安全；比如废气问题，直接关联敏感的雾霾治理大局……挖出真相，交出实情，显然并不太容易。
二是在环境数据上，公众对少数部门少数人的作假之虑，并非杞人之忧。
眼下正热议的一桩官司，挺耐人寻味：陕西省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主要官员出于自身政绩考量，偷配钥匙并记住密码，用棉纱堵塞采样器，致使数据异常，从而引起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注意。为了空气数据漂亮，用棉纱给检测仪器“戴了口罩”。据说，长安区监测站涉嫌数据造假，是在“飞检”中查出来的。反过来说，如果“飞检”的频率小一点、侥幸的概率大一点，估计真就天知地知了。这是个悖论：地方部门对环境末位的官员有处罚要求，可是压力却直接压在“数据生产官员”身上，这岂非逼着人家去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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