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原名杨曦光，华人经济学家，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曾经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于其在经济学上的巨大成就，杨小凯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2004年在澳大利亚去世，享年56岁。
中学时期的杨小凯，曾以一篇名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被点名批判，1968年起被判刑十年。这在中国的文革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年轻时代锋芒毕露
1966年，那时候杨小凯还叫杨曦光。升入湖南省长沙市一中高中部后，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开始了，这时候杨小凯是一个忠诚的红卫兵。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初，杨小凯的“文革”活动已很大程度摆脱了当时的派性争执，开始认真严肃的思考，并写出了一批在当时属“大逆不道”、而在今天看来却又嫌幼稚不成熟的论文，即《中国向何处去》。结果连康生、陈伯达、江青都知道了杨小凯，杨小凯被认为是反革命，1968年起被判刑十年。
十年铁窗中的思想启蒙
杨曦光在狱中开始了人生中最为漫长而黑暗的日子。只有高中学问的杨曦光暗自选择知识作为自己十年的主要生活内容。幸运的是，那个时代的监狱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学富五车却皆因政治问题入狱。在艰苦繁重的劳动之余，杨曦光拜当时关在牢里的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为师——他们成为杨曦光黑暗岁月中一团团温暖的光。
朱学勤教授在怀念杨小凯时，描绘了一个场景。1968年杨小凯入狱，他被推入了一个黑漆漆的牢房，看到墙角蜷缩着一个老人。老人抬头问道，你是杨曦光吧？小凯一惊，你怎么认识我？老人答道，我算着你也应该进来了。
老人劝诫杨小凯不要沉浸在法国大革命、苏联革命以及中国红色革命思想中，要学习数学，学习经济学，研究真正的科学——他叫刘凤翔，是杨小凯生命中最重要的思想启蒙者。
1968年至1978年，杨小凯在监狱服刑期间向与其共同关押的大学教授、工程师等人学习了大学课程，包括英文、微积分等。
从苦难中走出来的经济学家
1978年4月，杨曦光刑满释放时已是而立之年。杨曦光出狱后，没有一个单位敢录用这位著名反动文章的作者。他在父亲家闲居了一年。这一年，他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不少课。也是在这一年，他决定埋葬“杨曦光”，同时埋葬那段苦难的历史。他恢复使用乳名“杨小凯”。
尽管杨小凯展示了他过人的才华，但由于没有正规文凭，社科院仍不能正式安排他的工作。1982年，当时任武大校长刘道玉得知杨小凯非常有才华，但由于户口不能进京而没有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录用时，立即派人到湖南，把他和妻女的户口调到武大。
在武汉大学期间，杨小凯出版完成了《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著作。他估计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未能在国内引起反响，却获得了当时来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1983年，在邹至庄的安排下，杨小凯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伴随杨小凯十几年的厄运在这一年才算最终结束。他没有选择学成回国，从此永远留在了外面。
在纪念杨小凯时，张五常讲了一段往事。1982年，张五常想要聘任杨小凯到香港大学任教。张五常打算让杨小凯先以讲师身份进入港大，此后再慢慢升为高级讲师。但杨小凯坚持不给高级讲师，就不会过去。最终张五常也没能劝服杨小凯。
2001年，正当杨小凯意气风发之时，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这对杨小凯是个相当致命的打击——他在平静命运里刚刚想做些事情。
杨小凯走后，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悼念和惋惜，包括那些学术上的“冲突者”。一位在学术场上和杨小凯常常剑拔弩张的知名学者说，“他的学术生涯只有二十年：满是火花的二十年。小凯不枉此生。”
一生关心“中国向何处去”
杨小凯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学者，在他的言说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并提出了众多观点，如开放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等。
1980年代在普林斯顿大学一起读书的一位密友说，“当时我对小凯的感觉是，他决心远离中国政治，潜心研究学问，但后来我发现最初的感觉是错的。小凯仍然十分关心‘中国向何处去’。”
户籍制度是一种歧视制度
杨小凯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是一种歧视制度，它使不同的人权利不一样，任其发展是很危险的。中国喜欢搞双轨制，其实双轨制就是歧视性的。比如，中国加入了WTO组织，把机会让给了外国人，而中国人自己却得不到，这就不公平。
所有权是道德神
杨小凯认为，中国需正视企业的私人剩余权。今天之所以贪污成风，就是由于企业剩余权没明确定义到私人。要消灭贪污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将所有的企业剩余权私有化，将政府垄断的种种特权废止，那时任何通过贪侵犯私人企业剩余权的行为都会遇到私人老板的强烈抵制，不正之风也就刮不起来了。正如孟德斯鸠所言：“所有权是道德神”，当法律不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时，社会道德是不可能有准则的。
中国面临后发劣势
大家强调中国后发优势，杨小凯却强调后发劣势；大家强调民主，他强调共和；多数人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持乐观看法，杨小凯认为如果没有在基本制度上进行深入的改革，则经济发展难以长期持续。他认为，英国通过议会与国王之间的斗争，从大宪章、大革命、克伦威尔专政、复辟、光荣革命等过程而实现民主宪政，论述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是在其他国家发生，这对中国有很大启示作用。
友人追思缅怀
小凯一生追求的是中国的现代化，他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学者。他希望经过自己理论的研究跟认识，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
——林毅夫
说认识小凯，我可能排在第二。第一位的当然是小娟。我1982年认识小凯，在全国开经济学会，他在会上讲他的分工理论，这给我很深印象。跟小凯交往之后，他对我后来的学术影响也很大，包括介绍给我科斯的企业理论，我组织翻译的中文第一次发表。还有很多新的理论，也是通过他才了解的，这都让我学到了很多。
——张维迎
杨小凯很勤劳，早上8点钟一定在办公室里，晚上11点还在。他根本上就是一个学者，从早到晚都在做学问。我当时认为他是可造之才，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他预感很好，二是他知道什么思想重要，什么思想不重要。这两样东西是最重要的。聪明和智商高都是没什么用的，但是一个人有预感，而且知道怎么判断重要和不重要，这是很大的本钱，这种条件是很少有的。而我认为，杨小凯就有。
——张五常
在小凯的指引下，我才知道制度经济学怎么回事。当年出国之前我满脑子都是政治经济学，还不知道研究产权。90年代我去墨尔本，小凯启发我说要研究制度经济学，讲了很多。回去以后我就开始注意他们这些工作。
当时我在读经济学还是读神学两者之间犹豫。本来是去做神学的，后来放弃转而读了经济学。这其中很大是因为黄有光教授和小凯教授两人的鼎力支持和推荐。这令我终身难忘，不敢懈怠。也是我一生研究的动力。
——韦森
小凯是个工作狂。我们的秘书曾经说，小凯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7天。为了他的健康和家庭，我曾经多次劝他减少工作。但他说，有时候（其实是常常）很难停。我说，有什么难停，你就停嘛！小凯写过一本六七百页的书，是用七个月写完的。我写一本二三百页的书，却要用好几年。
——黄有光
我们家的经济大权，开始是小凯掌握——因为他是经济学家嘛。后来我发现，好几次买股票钱都亏得一干二净。然后我就对他的经济研究有点怀疑了。就把经济大权掌回来了。我想如果我不改变方向，我们家可能就破产了。当时我准备做投资，买房产。每次想去看房子的时候，小凯就说不去。“我一去，我会给你很坏的影响。”我当时不是很明白，后来明白了，搞经济学的，在实际上还是会有点差别。以后每次经济上的决定小凯都不出面——其实小凯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人。
——杨小凯妻子吴小娟
从我们研究法律的人来看，觉得小凯是一个先知者。在全国那么多人都狂热地认为在奔向真理和天堂的时候，他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且只有17岁。当中国经济开始腾飞的时候，而且经济学者认为仅仅通过讨价还价我们就有可能博弈出一个新形式的时候，小凯提出了腐败问题。当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的时候，我们都非常自豪高兴。但是小凯这个时候，他去世之前发表的一篇文章，“如何让宪法得到尊重”。我感觉到他很多的思想，是超越于时代的。
另外，小凯在监狱那么长时间，出来完全变成一个在学术界、思想界领先的一个人物，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可以说是一种人生的奇迹。
——季卫东
我经常和别人谈起小凯，我听到最多的两个词就是天才、可惜。我对这个两个词不是太认同、太喜欢。因为这意味着你评价一个人的标准是按照学术的成功、事业的成功，或者是不是轰轰烈烈。而我认为，这个相对于人，作为人本身的意义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小凯最后能够找到自己的信仰，能够皈依到上帝的怀抱。我觉得最后他真正找到了人生的目的，所以小凯一生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杨小凯学生张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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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我的一生（杨小凯）
我原名杨曦光，杨小凯是我的乳名，1978年以后重新起用的名字，1948年出生于吉林，从小在湖南长沙长大。我的祖父是个地主，在乡下开办学堂。他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清末的兴洋学运动中，他也进过洋学堂。我们的父辈从小也受过儒学教育，记得我上小学时，父亲就请姑爹在家里教我读《论语》。
我的父母都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我父亲原来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他在1959年因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反对大跃进、公共食堂，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是1959年秋天的事情。当时我还很小，有天爸爸把我抱到窗边，亲切地对我说：“干部在上面机关里时间长了，对下面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
我看着窗外的一颗大枫树上的红叶，有点奇怪爸爸当时的态度为什么出人意外地温和。爸爸那些天情绪不好，常常和妈妈争论问题。三年后，我才知道爸爸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告诉我那年1962年为他平了反，承认他们1959年的观点是正确的。
《中国向何处去？》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由于我父母都比较同情刘少奇的观点和彭德怀的观点，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文革中我们就成了黑鬼的家庭非常受歧视。当时我是长沙一中高一的学生，因为受歧视不能参加红卫兵，就参加了反对红卫兵的造反派。我参加的组织叫做“夺军权战斗队”，属于“省无联”组织。当时在学校里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分歧就是红卫兵都是出身好的，造反派大多是出身不好的。所以在文革中我们就是支持造反派反对红卫兵，当时在高中的造反派主要反对的是“血统论”。
在文革早期，群众可以自己组成组织，可以按自己的观点参加不同的组织。到了1967年，军方取缔群众组织，不准群众搞政治组织。1967年2月4日这一天，中央文革突然下令湖南省军区出动军队，镇压湖南的第一大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抓捕了上万人。这样造反派就和官方发生了冲突。当时我们的造反派组织“夺军权战斗队”也卷入了这场冲突，我被抓进了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关了两个多月。
那一次被释放出来以后，我陆陆续续写了很多大字报，包括《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1968年，我写了一篇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第二把手在看到了《中国向何处去？》以后，就连忙在当时的省级干部中打招呼，进行定性。很快，我的文章被报送到了中央文革。
1968年1月24日晚上九点，有些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的一个名为“省无联”的造反组织问题，做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示。在接见中，康生几次点到了“一中的杨曦光”与《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还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我）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江青说得更直接：“那个什么‘夺军权战斗队’，让它见鬼去吧！”几天以后我就被“钦点”抓进监狱，关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一年多，到了1969年秋天，我在10月份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不久，在11月一个晴朗的冬日，我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到岳阳洞庭湖边的建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初刑满释放。
十年铁窗《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不光使我自己身陷囹圄，而且也给我的家庭带来巨大灾难。康生在1968年1月24日指示中说，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关于当前形势的决议》不是中学生写得出来的，也不是大学生写得出来的，后面一定有黑手操纵，要揪出这些学生后面摇鹅毛扇子的陈老师。我母亲正好也姓陈，在康生那个指示传到长沙后，她被多次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并被强迫跪着示众。涂黑的手象征着“黑手”。她受尽侮辱后，不堪羞辱而悬梁自缢。我母亲被逼自杀后，我两个妹妹就没有了家，我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区，另一个妹妹跑到山西去投靠亲戚，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去了。
在左家塘看守所关押的一年半时间里，我找了位教师学英文，找了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我还读《世界通史》，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一本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书。我向同时被关押的一位陈老师借了《资本论》，这样我就在左家塘读完了厚厚的三卷《资本论》。《资本论》最初给我的印象相当好，学术味道浓得多。等我看完第一、二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分工论的发挥。
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有了三个念头，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后来我在劳改队沿着这个思路写了一本经济学笔记。好多年后我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高明得多的理论了。把经济理论数学化的观点，我最早是在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上看到的。那时另一张刺激我的大字报是关于中国已形成特权阶层，需要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重新分析中国社会。那个刺激是我后来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起点。
坐牢以后，我的政治哲学已经和写《中国向何处去？》时非常不同。写那篇文章时，我有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我认为民主政体应该是民选的，而坐牢的时候我已完全没有理想主义了。我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以前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里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最坏的事也许就发生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
在监狱里我学了一些数学，想着用数学来重新想价值理论，想着把当时能够看到的一些马克思的和古典的关于分工的思想数学化，然后慢慢就有了一些想法。由于当时自己也不相信官方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所以比较自由，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新思想。在劳改队，我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每一块钱的边际效用相等）、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可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了！
我这十年的经历都写在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牛鬼蛇神录》一书中。
牛刀小试1978年4月刑满释放以后，我回到了长沙，由于没有单位敢接收我这个《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我就在父亲的家里待了一年，这一年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的数学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右派教授安排的。这时候，我开始重用乳名杨小凯。后来，我就在邵阳的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做了半年的校对工人。
1979年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生，但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我又再次报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通过考试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了近两年。
从1979年到1982年，我很系统地学了新古典经济学，当时经常到一些大学去听课，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书，也参加过计量经济学的培训班，学一些系统论、信息论、控制理论、运筹学的东西，作一些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计算一些影子价格，翻译了一本经济控制论的教材，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大概是中级微观经济学的水平，当时还很新。后来我碰到很多人到国外去读书，都说当时他们在国内对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了解就是看我的这两本书。
到了1982年，我被武汉大学聘为讲师，在武汉大学工作了一年半，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课程。这一段时间我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同时我开始准备出国留学。由于我的这几本书中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引起当时在武汉大学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老师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帮助下，1983年我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
出国的时候，由于我还没有被平反，出国政审通不过，这个时候还是靠邹志庄教授的帮助，他写信给领导人，希望得到帮助。后来这封信被转到了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刘道玉那里，请他办理。结果刘道玉校长批准了让我出国的手续。1983年我就到了普林斯顿大学。
同时，在有关领导“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的批示下，最高法院即责成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理我的“反革命”问题。到了1983年，湖南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一致认为：《中国向何处去？》“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椐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潜龙腾渊我的劳动分工理论初步形成是在我坐监狱的时候，真正成熟还是在普林斯顿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读博士的时候，有两年的课程学习时间，这两年我就慢慢比较主流学派的思想和我的想法的差别。在北京的两年我基本上是把自己想的东西放在一边，去系统地学习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很多东西都是那两年学的。
到普林斯顿以后，学习的一些课程我原来在国内都教过，因此就把新古典的思想和我的思想去比较，看看到底有没有差别，看看我想过的那些东西哪些有价值、哪些没有价值，比如我原来在监狱里用数学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理，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发现，一出监狱就发现在100年前人家就知道了。
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我都在监狱里想过，在我的《经济控制论初步》中都把这些理论写了进去。我发觉有很多问题我想的不如人家，比如后来我就发现纳什创建的议价模型比我想的好多了，我就放弃了。不过这对我也有一个鼓励：别人想过的很多东西我也想得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读的书多了就发觉要有所创新很难。人都是很类似的，你能想到的别人也能想到。我刚去美国就是这种感觉。我是一个新想法比较多的人，以后看的东西比较多了，发现很多所谓新想法其实几百年前就有人想过。慢慢看过他们的东西，自己的想法原来一点都不新。不过我的运气还好，读了很多书以后，最后比较下来发现我想过的有些东西还没有被别人想到，这就是劳动分工理论的均衡模型，后来这就变成了我的博士论文。
1987年我的论文通过答辩，之后我去了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一年以后我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书。1989年升任高级讲师，1992年成为正教授，1993年当选为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2000年升任讲座教授。这些年来，虽然我一直在莫纳什大学教书，但是每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美国、香港、台湾作客座教授。从1998年开始回国的时间也比较多了，并担任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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