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季羡林先生，周有光说，他与季老只是文化观不同，个人交往没有任何问题。周有光说，季羡林这个人还是很好的，他的《牛棚杂忆》也写得好。我们只是学术观点有不同。
据报道，2009年，有政协委员在中国政协会议上提出“建议中小学增加繁体字课程”的提案。病榻上的季羡林先生就此发表看法：“汉字简化及拼音化是歧途，祖先用了几千年都没感到不方便，为何到我们手里就抛弃了？追求效率不是简化字的理由。”他还说：“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汉字起了巨大的作用。读古文必须读繁体字，中国文化的信息都在那里面。”
周有光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发明者之一，也参与了一些简化汉字的工作。他说，作为汉字的一种辅助手段，拼音方案已显示出了巨大的实用性，尤其是在信息时代帮助中国走向现代化，对此质疑的人不多。简化字问题，他从几个方面论述了其必要性：
一是向人民大众普及文化的需要。周有光说，1955年10月，中国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他被邀参会。当时中央说要建设一个新中国，可人民80%是文盲，现代化怎么搞？所以把希望寄托在文字改革上面。那时，部队里有一个叫做祁建华的教员，创造了一种速成识字法。给新兵扫盲，今天认5个字，明天认10个字，后天认20个字，三个月下来就可以看《人民日报》了。但他的方法在工人农民当中推广都失败了。原因很简单，新兵年轻，可以将整个精力都放在识字上面，工人、农民有工作、有家庭，这个方法行不通。
周有光认为，该不该简化，要问中国的小学教师。小学教师普遍认为，简化汉字的好处是：好教、好学、好认、好写，阅读清晰。他说，汉字简化有利有弊，而利多于弊。繁体字笔画繁复、难写难认，简化后，有利于在人民大众中普及文化，也缩短了小学生识字的时间。
二是，从整个文字的趋势来看，所有文字都是删繁就简。
周有光说，世界文字，包括汉字和外国文字，都有“删繁就简”的自然演变。古代两河流域的“丁头字”（楔形字）和古代埃及的“圣书字”，都有明显的简化。从历史上、理论上来看，文字都是越来越趋于简化的。
他说，汉字简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项目，开始于清末。此前，其实一直都在不自觉中“简繁并用”。书本印的是楷体（繁体），写信用的是行书（简体）。
1956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是清末以来长期简化运动的一次总结。这个方案采取“约定俗成”原则，肯定原有的简化习惯，加以整理，尽量不造新的简化字。
他说，大部分简化字自古就有。中国的甲骨文中，就有许多简化字，比如“车”字。他描述当初选择简化字是很谨慎的，比如“后”字，一个是皇后的“后”，一个是后来的“后”。为什么选这个“后”呢？“许多人批评我们选得不对，其实古书的《大学》一开头就用了五个简化的‘后’字：‘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种例子还有不少。
第三，汉字简化并不影响文化传承。
在三千三百年间，汉字“体式”不断变化，每次变化都包含明显的简化。你看：从甲骨文到金文到大篆到小篆到隶书到楷书到行书。对甲骨文来说，篆书是简化；对篆书来说隶书是简化。篆书变为隶书称为“隶变”，“隶变”是剧烈的简化。
《论语》原来用鲁国“古文”书写，到西汉已经无人认识，于是改用当时的通用体式书写，称为“今文”。历代都用当代通用体式改写古书，否则无人能读，如何继承？规范汉字是今天汉字的法定通用体式。用规范字，包括其中三分之一的简化字，是顺理成章的文化继承。
谈到读古书，周有光说，图书馆里依旧有简化以前的繁体字古书，任何人都可以去阅读。小学生没有阅读繁体字的需要，中学生自学繁体字并不困难，因为7,000个通用汉字中只有少数是简体字，大部分规范汉字不分繁简。许多简化字是类推出来的。比如，认识了一个简化的“鱼”字（四点改一横），就能认识一连串“鱼旁”的类推简化字。
因而周有光认为，简化字和繁体字是结合起来继承古书的，简化字没有妨碍继承，而是帮助了继承。
第四，简化汉字不可能走回头路。
当周有光提到季羡林和一些人的主张，问他恢复繁体字有无可能？周有光说，恢复不了的。这个问题最好还是去问小学教师，由教育部做一个广泛的调查，听听小学教师的意见。小学教师肯定大多数都赞成简化字。要广大群众来学，一个字两个写法是推广不了的，必须要统一标准。
他说，从1956年到今天，半个世纪，简化字在大陆已经普遍推行于教科书、报纸、杂志、一般出版物，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一团乱麻的汉字，有了全国一致的规范化，这是汉字历史的重大发展。
他说，这里有个“书同文”的问题。大陆一直在进行汉字的“规范化”工作，提高了“汉字学”和“汉字应用”的水平。大陆人口13亿，用简化汉字已经用了半个多世纪。要让超过港台和海外华人十多倍的大陆人去迁就港台和海外，回到从前不讲规范化的时代，是明显难以做到的。
书同文，是同于多数人，还是同于少数人；同于规范化，还是同于不规范化，这要在“汉字学”的深入研究中理智地培养共识。
周有光甚至认为，汉字简化得还不够，但是目前要先稳定下来。有一次他问联合国语言学会的工作人员，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哪一种用得多？对方说这个统计结果是不保密的，但是不便宣传。实际上联合国的原始文件里80%用英文，15%用法文，4%用西班牙文，剩下的1%里面有俄文、阿拉伯文、中文。1%都不到，怎么跟英文竞争呢？他认为汉字要进一步简化，才能更好地被世界接受，在国际上真正发挥作用。他预期21世纪后期可能还要对汉字进行一次简化。
周有光和季羡林，都是学贯中西、令人景仰的大家，都怀一颗为国为民之心，个人私交也很不错。但他们有着颇为不同的文化观和语言文字观。这是因为他们看问题的立意和出发点不尽相同。季老更多地是站在中国本位，从中国、东方传统的立场看问题的；而周老更多地强调：“要站在世界看中国，而不是站在中国看世界”，立意于古老的中国如何追赶世界现代化的步伐。他们的思考都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都是有价值的探索；他们各自都会有自己的拥趸，都会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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